叙拉古之惑案：本文有个别语句出现乱码，我网上查了一番，莫得更善本。原本不预备发，但是合计这篇文章如故很有道理的话题校园春色，是以发了出来，个别字句的乱码不影响阅读。
摘要:清朝以皇帝之名颁布的大喊主要有制、诏、诰、敕等款式。其中诏书的办法乃向六合臣民通告国政或是垂示彝宪。其书写款式例以「应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宗，用「通告中外/六合，咸使闻知」完了。诏书多由内阁撰拟，再呈请皇帝钦定。惟古来君主多以死为忌讳，臣工经常无由预闻圣意以起草遗诏，皇帝临终前恐亦未得寓目定案。关联词这一谈皇帝终末的大喊，却可能是其在位中最关键的一谈大喊。
本文主要探讨清代遗诏制作与颁布机制的沿革，同期从历史册写的角度，析论历朝遗诏与君主的自我历史定位。清代历朝遗诏的制作进程与书写内容，具体而微地反应出从早期皇权对国度机器的掌控，渐转成后半叶国度机器对皇帝的钳/牵制。清初诸帝或亲自裁夺诏稿，或于生前预拟本来：如顺治以罪己之姿痛自列举弊政，以期惩前毖后；康熙着眼于自我历史定位，俨然是自传式的墓志铭；雍正则柔软畴昔轨则的审酌与来日政治的布局。乾隆禅位于嘉庆，所钦定的传位诏既总结一朝治绩，复宣示皇权袭取，内容款式实有如「乾隆朝」之遗诏。嘉庆之后，皇帝的遗诏则多于身后由臣工摭拾畴昔上谕，或笼统地总结其在位期间的国情与治绩，断然不见皇帝个东谈主掌控历史解释权的任何企图。在渐渐常规化的制作进程中，皇帝个东谈主的颜色全都颓败褪蚀在款式套语之中。早期皇帝在轨制上的裁夺或更张，积贮而成祖先家法，中世之后皇帝多在祖先家法的桎梏下挪动不得。国度典制层建累构，越演越繁，皇帝个东谈主的威权却在暧昧格套中愈形支绌。
汉皇帝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大喊，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东汉．蔡邕（133-192），〈独断〉
小序：历史论说与众人回味
曾几何时，史学界对好汉史不雅早已视如敝屣，而所谓「事件的历史」（借用法国史学界的贬辞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即使未加痛诋极毁，至少也白眼相向，嗤之以鼻，以为小谈。自夸前沿研究的史学工作者转向查考地舆局势、器物构式或集体心态，藉以检视东谈主类历史长程发展的律则或短期波动的异变。畴昔组成传统历史册写的主轴——东谈主物、事件与轨制，俨然被屏退到史学舞台的角落：所谓治世或是变局，不外聊备为过眼的场景；突发于一时的畅通与事件，顶多是增饰的插曲；至于那些王公贵族与才子佳东谈主，充其量仅仅无关紧要的龙套。历史研究的聚光灯转而投向畴昔那些千里默众人的集体步履与普遍心态；芸芸众生的日常与变奏才是历史舞台的主要剧目。
吊诡的是：这些被正史突显或是被野史渲染的要紧事件与关节东谈主物，尽管已在专科史学研究的殿堂里束诸高阁，但却在众人流行文化中成为不停被复制暧昧的题材，并时常经由传媒的炒作，商业盎然地点缀在众人回味的拼盘中。无论是标榜考据的历史演义，或是厚爱故实的清宫戏剧，特立的东谈主物与隆起的事件依旧是一般众人用来掌持历史脉动的关键陈迹。
大清王朝中雍正皇帝（1723-1735；胤禛1678-1735）[1] 以黑马之姿，在康熙皇帝（1662-1722；玄烨1654-1722）仓促登遐之际应天承运，缵继大统，等于一桩最耐东谈主寻味的历史公案。[2] 尽管清朝历史的发展不势必会因皇权继位东谈主选的改变而有压根的挪动，但这段历史事件，却犹如停格的画面或回放的片断，不停吸引后世柔软的眼神与推敲的意思。不仅演义作者纷纭竞驰文学的联想，揣摩宫廷政治搏斗的内幕、关节东谈主物的个性与故事发展的盘曲；验证学者更有如抽丝剥茧的窥探，从现有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梳理头绪，排比断案的证据。如果现代与历史之间的对话，总难免失之片断与局部，注定仅仅一种点对点跨时越空的跳接，那么雍正继位一案，无疑是现代回溯清朝时最常驻足的历史现场，其间聚讼纷纭的一个焦点，恰是在于康熙遗诏是否遭到改削。
跟着清朝销一火，民国肇造之初，对于满清皇室的秘辛稗史便有如棋布星罗纷纭涌现，况兼多对雍正改削康熙遗诏而入嗣大和解案指证百里挑一。举例民国元年出书的《满清外史》一书，作者天嘏便直言雍正「窃诏改窜」，描画康熙急切前曾手简遗诏，阐明指令「朕十四皇子，即缵成大统」，但皇四子胤禛探知遗诏所在之处，窃得后将「十」字添笔改为「第」字。[3] 蔡东藩（1877-1945）在其初刊于一九一六年的《清史庞杂演义》里，更认为是其时北京步军统治隆科多（?-1728）居间贪赃枉法，将康熙临终时支等闲吾的传位口谕径行剪截，捏制成遗诏。原来康熙临终前召见隆科多入内，命他传旨调回皇十四子，但隆科多出来，却遣宫监召见皇四子胤禛入宫。康熙崩殂后，隆科多当众宣读遗诏：「皇四子东谈主品难得，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其时皇八子允禩与皇九子允禟皆声问谈：「遗诏是真么？」隆科多严容回答：「谁东谈主有几个头颅，敢编造遗诏！」[4] 演义名家许啸天（1886-1948）也在其脍炙东谈主口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里，浮现康熙临终前已有亲笔遗诏，并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头，但被隆科多俟机窃取，一笔将「传位十四皇子」改成「传位于四皇子」，让胤禛事出有因地承嗣继位。[5]
清末以降多样稗官演义奇文轶事对雍正矫诏得位一案绘声绘影，倒也不全都出自作者臆造，以为排满更动进行宣传，或为称心阅听众人对宫廷政治的设计。其实在雍正即位之际便已有肖似的密语坏话四处传扬，雍正本东谈主便曾直肠直肚：在其继位之初，多样谗言?#123;传早已「备闻于耳」。[6] 证诸朝鲜李朝方面的史料，朝鲜其时访京使臣即曾听到雍正矫诏袭位的传言。根据朝鲜冬至行正使全城君李混和副使李万选的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帝崩逝之后：
十五日大学士马皆、九门提督隆科多，及十二王等相与谋议，称有遗诏，拥立新君后始为举哀，二旬日颁登极诏。以此多有东谈主言，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7]
为了庆贺新君登极，朝鲜李朝于雍正元年（李朝景宗三年；1723）派遣进贺正使密昌君李樴进京，李樴返国后申报进京情形，也相同指证其时北京确有传言雍正的继位乃「出于矫诏」。[8]
当雍正六年爆发湖南士东谈主曾静（1679-1736）派遣弟子投书川陕总督岳锺琪（1686-1754）劝反清廷一案。[9] 其中对雍正皇帝最切身的指控，等于他藉助隆科多之力矫诏得位。[10] 这种传闻流布既快又广；不仅僻处湖南的曾静有所耳闻，连东北也传扬开来，举例三藩之一耿精忠（?-1682）的孙子耿六介充军在吉林三姓地方，便曾在八宝家入耳过几位太监暗里辩论康熙遗诏遭到改削，说是「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罊六合」，而其时四阿哥的胤禛将遗诏里的「十」字改为「于」字。[11] 可见雍正即位之初，矫诏窃位的传闻在京城里便已狐埋狐扬，况兼透过多样管谈四散流布，既流传国际藩邦，也渐渐扩散到陲远地方。
一、应天承运：政统赓续与皇位袭取
凡朝廷德音下逮，宣示百官曰制；通告六合曰诏；昭垂训行曰诰；声名拖累曰勅。——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
清朝以皇帝之名颁布的大喊主要有制、诏、诰、瀣等款式。其中诏书的办法乃向六合臣民通告国政或垂示彝宪。皇帝诏书的格套例以「应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宗，而用「通告六合/中外，咸使闻知」完了。遗诏无疑是奉皇帝之名所颁布六合的终末一谈大喊。
现代曾有学者感叹雍正夺嫡与否的公案之是以难断，关节之处是因为莫得康熙的亲笔遗诏。[12] 但试问古今又有些许皇帝曾于生前钦定我方的遗诏？遑论亲笔撰写。皇帝这一谈终末的大喊经常并非皇帝所亲拟，甚而未及经过皇帝寓目钦定，本是公开的奥密。明中世内阁首辅徐阶（1503-1583）为明世宗朱厚熜（嘉靖，1522-1567）崩逝后所拟定的遗诏，甚而收录在其文集里。[13] 演义家也从不婉词皇帝诏书乃由他东谈主捉刀，在晚明冯梦龙（1574-1646）编纂的《醒世恒言》里，便有一段故事说起唐德宗晏?#123;，百官共立顺宗登位。不到半年，顺宗又倏忽崩殂，只得再立新君，是为宪宗。其时有位文官独孤遐叔分缘际会，片时间乞丐变王子，高升翰林院学士，就是因为接连三任皇帝，前后整个四篇大行皇帝的遗诏与新君的登极诏，都出自独孤遐叔之手——「这是朝廷极大手笔，以此累功，不次迁擢」。[14]
大部分的遗诏既不是皇帝临终前所亲自拟定，也来不足呈请宾天的皇帝寓目定稿。但是这一谈终末的大喊，却经常是皇帝颁布六合最关键的一谈大喊。其标记道理不言可喻：朝廷透过遗诏阐明宣示皇权的挪动与政统的赓续；换言之，遗诏乃以大行皇帝之名昭告六合：旧主虽已宾天，然新君行将承命登基，是以帝制的运作如常，而国祚的延绵无虞。
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军已全都截止京畿，正准备大举挥军南下，因此特别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地，详备摆设南边臣民纵任流落而不讨贼勤王等各项邪恶，其中一条等于南边文武官员在莫得接获明念念宗朱由检（1610-1644；崇祯1627-1644）的遗诏下，竟擅立福王朱由崧（1607-1646；弘光1644-1645），伪立新朝。言下之意，莫得获取崇祯皇帝的遗诏，福王岂能擅继皇权，自居正宗？事实上，崇祯之是以聘用投缳一途，就怕已认定大明山河命根子行将拆开，只得以身殉明，天然不会磋议颁发遗诏。既无崇祯遗诏，明朝政权的赓续便失去法源根据，对清军而言，从此六合政统变成通达之局，天命转系于东谈主心归向。而礼葬崇祯的清军，自可张扬「恭承天命」的旗子，「爰整六师」向南边「问罪征讨」。
清军这番堂金冠冕的发兵檄文，天然是挪用汉东谈主对皇帝遗诏应天承运的表面预设。反不雅其时满族本人，又何尝有颁布「遗诏」的机制，藉以展现皇权正宗赓续的标记道理？无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天命1616-1626），或是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天聪1627-1635，崇德1636-1643），在其临终之际或是宾天之后，也都莫得制作遗诏通告六合之举。《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努尔哈赤身后莫得遗诏一事极尽好意思化能事：以为努尔哈赤「于国度政治、子孙遗训，平日皆预定申饬。临崩，不复言及」。[15] 至于《太宗文皇帝实录》对皇太极毫无预警的示寂，更一语带过：浮现皇太极是在「无疾」的情形下「危坐而崩」，其时也莫得留住只字词组，派遣部族引导权的袭取东谈主选。[16] 事实上，皇太极暴毙之际满族部族引导权的继任东谈主选仍在不决之天，遑论颁布遗诏。推究原委，并非这两位建国君主临终前来不足留住遗言安排后事，而是其时满族皇室压根还莫得为崩逝的引导东谈主制作「遗诏」以昭告六合的习俗。
严格而言，大行皇帝的遗诏通告之际，当是朝中皇权的挪动已成定局之后。而之是以康熙遗诏成为皇权袭取的聚讼焦点，恰是因为康熙皇帝生前在二度废储之后，嗣君迟迟不决，其生前既无阐明指定皇储东谈主选的谕旨，又无像雍正即位后执行奥密建储轨制的密旨。因此康熙遗诏遂变成皇权袭取独一法律文献。也难怪一方面雍正以康熙遗诏为其继位的正当性进行申辩，一方面民间传言则质疑康熙遗诏乃为雍正所改削。
雍正究竟是「奉天」——获取康熙遗命的钦点？如故「承运」——期骗康熙急遽之际因时利导而夺权？对现代的历史学家而言，雍正口中的东谈主证已难招魂还阳逐一双质，现在独一可以进行覆核的，等于看成关节物证的康熙遗诏。
天然，历朝实录多载有大行皇帝的遗诏全文，因此问题不在于遗诏的内容为何，而是在于能否考掘出「原件」以供对勘考验。而就咫尺所知：康熙遗诏的「原件」不仅仍幸存于当世，而且不啻一份：两份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两份则庋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研究所。这四份中，除了北京的一份疑似钞稿，其它三份皆盖有满中文并打印玺：中文是「皇帝之宝」，满文转译成罗马拼音为「han（汗） i（之） boobai（宝）」，确为「原件」无疑。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康熙遗诏的「原件」？而这些「原件」究竟可以为雍正继位之谜提供什么样的解答？显著咱们必须要对清朝遗诏的制作与其书写秉性进行通盘的查考，才能厘清现有康熙遗诏与雍正继位一案的可能连累。
二、皇帝诏曰：遗诏制作与历史册写
（一）清代第一份遗诏
既然当初清军挥兵南下的檄文中，做贼心虚地指控南边未得崇祯遗诏的加持，那么入主华夏后的清朝，为了赋予其皇权赓续「应天承运」的正直性，选定汉东谈主制作遗诏的典制天然是大势所趋。
清代第一份遗诏是奉顺治皇帝（1644-1661）之名颁布六合的。况兼顺治皇帝是在临终前亲自参与撰拟并作终末的钦定。顺治以二十四岁的英年，《世祖章皇帝实录》对其时的经过记载不免节略：正月二日顺治肉体不豫，于是召见麻勒吉（?-1689）和王熙（1628-1703）两位大学士至养心殿征询，皇帝「降旨逐一自责」，同期立玄烨为皇太子，并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与鳌拜等四位大臣辅政。立时大喊麻勒吉、王熙于干清门撰拟遗诏。俟诏书经由顺治钦定之后，便由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东谈主捧诏奏知皇太后，向诸王公、贝勒、大臣宣示。[17] 幸好其时切身参与撰拟遗诏确当事东谈主王熙在其自订年谱里有较详实的追想：初六日三饱读时辰，他奉召插足养心殿，顺治浮现：「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忽闪满中文的王熙其时「就榻前书写，恭聆天语。五内崩摧，泪不行止，奏对不行谚语」。顺治还一度劝勉王熙：「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斯悲痛。此何时，尚可盘桓从事，致误大事！」王熙纔强忍伤痛，向皇上建议先凝听「面谕」，随后到干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再将稿本呈请顺治定夺。前后「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18]，直到初七破晓时辰，这份预计再三的遗诏终于拍板定案，而顺治皇帝就在定稿确当晚驾崩。
咱们无法全都摈弃顺治母亲孝庄皇太后（博尔济格吉特氏，1613-1688）在矜重颁布之前介入更变遗诏内容的可能性。[19] 不外顺治崩逝后的第二天清廷便「宣读遗诏，遣官颁行六合」[20]，孝庄皇太后其时手持实权，若欲整治外朝或内廷，恐无必要临时改削顺治在奄息之前苦心孤诣拟定的遗命。况且如果宣布六合的遗诏内容与顺治钦定的原稿有本质的收支，王熙在其自订年谱里，岂能如斯肆丧胆怯地将撰拟遗诏的协同文章权一手兜揽？
不管如何，顺治在临终前成心主动参与我方遗诏的制作殆无疑义。即或原来的内容可能经过更动，但通篇遗诏乃以罪己为基?#123;，痛陈十四项施政要紧缺失，期待继位者能改弦易辙，当是顺治的本意。[21] 若以清代其后皇帝所颁布的遗诏内容量度，这份罪己的遗诏，与其后以揄扬治绩为主轴的遗诏比较起来，不免突兀，并可说是绝后之举。但若衡诸前代皇帝遗诏书写的前例，如斯罪己之诏，却非空前。举例明代首辅徐阶为嘉靖皇帝拟定遗诏，即代为搜检各样「既违成宪，亦负初心」的罪愆。[22] 顺治临终时与王熙一谈制作清朝的第一份遗诏，势必参酌前代遗诏书写的款式与内容。是以顺治有心并主动搜检在位时的各样愆过，冀望继位者惩前毖后，而王熙亦不以为讳，在其自订年谱中阐明揭露参与该遗诏制作的进程，正因有像明代徐阶将撰拟的遗诏收入我方文集的前例可循。
（二）康熙遗诏与历史定位
康熙宾天之后所颁布六合的遗诏，并未确凿经过康熙本东谈主寓目钦定，乃是不争的事实。不外这并不意味遗诏的内容是由雍正授意或内阁大臣?#123;空撰拟而成。若将皇位袭取东谈主选的部分暂先存而无论，康熙遗诏基本上极端诚恳反应康熙的遗志，主要是因为康熙在生前便对其遗诏的内容预计许久，况兼早在康熙五十六年时更召集诸王大臣与皇子们，阐明浮现「今预使尔等知朕之血诚」，遂将已预拟十年之久的遗诏内容和盘托出。在此次关系要紧的面谕中，康熙伊始批评畴昔君主「多以死为忌讳」，是以其所谓遗诏，多是在他们昏瞀之际由文官「随心撰拟」，并非「中心之所欲言」。而康熙就是为了要幸免故态复还，才向朝廷大臣详备预报其遗诏的内容，以备将来不意。
为了比对其后六十一年的遗诏与这份五十六年所颁布的面谕，实有必要将这行云活水两千五百多字的面谕全部引录。其中以底线标示的部分乃是其后遗诏照本抄录（或略加改动）的字句。而康熙遗诏在援引这份面谕大部天职容的同期，曾将某些段落或字句再行加以排列重组，因此底下引录面谕原文时，特别以阿拉伯数字标示出其后遗诏所撷凑的段落，以利检视遗诏如何更动面谕原本的排序。
康熙在面谕中申述的内容可以麤略分为七个部分：
【甲】申言君主治六合之要：
（1）从来君主之治六合，未曾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养息难民，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六合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子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度久远之计辛勤。
【乙】为清朝得六合的正直性进行申辩：
（2）自古得六合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六合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投缳，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六合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六合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东谈主，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逐耳。
【丙】自叙其寿考与在位均居历代之首，自知大限将至，豫先亲示遗命：
（3）今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寰宇、宗社之默佑，非予凉德之所致也。（4）朕自幼念书，于古今趣味，粗能邃晓。（5）凡君主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行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行使之不享太平。（6）自黄帝甲子于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多余。但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于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东谈主斯，自秦汉以下，（7）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古东谈主以下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长久。览三代此后，君主践祚久者，不行遗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辈，罔知四海之辛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东谈主之辩论如何；而且以咫尺之事，不得不哀泣流涕，豫先杂文自记，而犹恐六合不知吾之凄凉也。自昔君主多以死为忌讳，每不雅其遗诏，殊非君主口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官随心撰拟者。朕则否则，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
【丁】以下这一段空论连篇乃是康熙面谕的主轴：
康熙先为我方主政多年的治绩定?#123;，然后为前代君主勤劬一世申辩，藉以自况为政尽心：
（8）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9）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东谈主，六合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行改俗迁风，家给东谈主足，但孳孳矻矻，防范敬慎，夙夜不遑，未曾少懈，数十年来，殚心戮力，有如一日，此岂仅费力二字所能该括耶？（10）前代君主，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好意思之君，亦必抉摘漏洞。朕为前代君主辨白，盖由六合事繁，不堪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积劳成疾，死此后已。」为东谈主臣者，惟诸葛亮一东谈主耳。若君主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较？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老迈致政而归，饴含抱孙，犹得舒适自适。为君者勤劬一世，了无休息，如舜虽称粗拙而治，然身?#123;于苍梧；禹乘四载，足茧手胝，终于会稽。似此皆勤苦政治，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重视粗拙，颓废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曾言及东谈主主之事，可见东谈主主原无晏息之地可以归隐，「积劳成疾」，诚谓此也。昔东谈主每云君主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顾外在，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即如本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静，则后日愈多壅积。万几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不管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缱绻。四海兆东谈主，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必兼总细务」之言乎？（11）朕自幼康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持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曾妄杀一东谈主，沉稳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通盘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地点费，不外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足百分之一。幼龄念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庸东谈主之宜防，是以至老无恙。
【戊】转言其肉体日衰，但安心面临示寂：
再度浮现要在明爽之际畅言衷曲，追忆一世功业。并忧心若未对后事恰当安排，将至六合失据：
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足往时。况日有万几，皆由裁夺，每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恐前途倘有一时不讳，不行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故豫于明爽之际，逐一言之，可以尽一世之事，岂不快哉？东谈主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寰宇轮回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圣贤之通衢，何足惧乎？近日多病，心神恍忽，肉体虚惫，动转非东谈主扶掖，方法难行。当年立心以六合为己任，许死此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忘记，故深惧倒置利弊，万几交加，心为六合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心惊胆战，心失怡养，目不辨遐迩，耳不分利弊，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东谈主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此后，势必招天灾东谈主害，杂然并至，虽心多余而精神不逮，悔悟无及，愉快不起，呻吟床榻，含恨黄泉，岂不讨厌于未死？
【己】论及皇位袭取问题，强?#123;立储大事念兹在兹：
（12）昔梁武帝亦创业好汉，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始创之主，不行豫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各样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不早，而且有害于民生国计。汉高家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庸东谈主，希图急遽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东谈主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怎能容此辈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偏激长也，亦无相等。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东谈主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敢，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辛勤。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白费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六合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六合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舒适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谈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维持，脱有误万几，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凄凉血诚，一至如斯。
【庚】终末以理性完了：
重述皇帝奉身六合，死此后已，而本年事垂老，惟愿无事善终：
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曾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怡养，保全考终之死生，朕之鼎沸岂可言罄？从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岁，方有鹤发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须皓然，岂不为万世之好意思谈乎？」初年同朕同事者，今并无一东谈主；后进新升者，同僚协恭，践规踏矩，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六合之尊、（13）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行宽怀片霎，故视弃六合犹敝屣，视高贵如泥沙也。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皇帝惓惓丁宁反复之凄凉，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露出肝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23]
康熙在完了中特别指出，这份面谕照旧准备十年之久，可见从康熙四十七年的一场大病之后，他就开动为颁布六合的终末一谈大喊琢磨内容。以下引录康熙遗诏全文以资对勘。其中夹注乃是本来面谕的异文，至于未标底线的字句则是遗诏新出。在「应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宗之后，康熙遗诏内容可以一针见血为九个部分：
1. 申言君主治六合之要：
（1）从来君主之治六合，未曾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养息难民，共〔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六合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以图国度久远之计〕，庶乎近之。
2. 自夸其寿考、在位时间皆冠于史册：
（3）今朕年届〔将〕七旬，在位六十一〔五十余〕年，实赖寰宇宗社之默佑，非朕〔予〕凉德之所致也。历不雅史册，（6）自黄帝甲子迄〔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7）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在位久者，朕为之首〕。（8）朕〔当日〕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
3. 临御以来，为六合殚精竭虑：
（9＋13）今朕年已登耆〔将七十〕，豪阔四海，子孙〔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东谈主，六合安乐〔粗安〕，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意，心亦恬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改俗迁风、家给东谈主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东谈主民乐业。〔但〕孳孳矻矻，防范敬慎，夙夜不遑，未曾少懈，数十年来，殚心戮力，有如一日，此岂仅「费力」二字所能该括耶。
4. 论君主终身为六合积劳成疾：
（10）前代君主，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好意思之君，亦必抉摘漏洞。朕今为前代君主辨白言之：盖由六合事繁，不堪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积劳成疾，死此后已。」为东谈主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斯〔一东谈主〕耳。若君主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较？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老迈致政而归，饴含抱孙，犹得舒适自适。为君者勤劬一世，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粗拙而治，然身?#123;于苍梧。禹乘四载，足茧手胝，终于会稽。似此皆勤苦政治，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重视粗拙，颓废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曾言及东谈主主之事。可见东谈主主原无晏息之地可以归隐。「积劳成疾」，诚谓此也。
5. 辩清朝得六合之正：
（2）自古得六合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六合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投缳，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放哨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一〕泗上亭长〔耳〕，明太祖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六合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六合卒归于明。〔项羽起兵攻秦，后六合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系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六合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东谈主，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逐也〔耳〕。（5）凡君主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行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行使之不享太平。
6. 简叙其学识、才智与治绩：
（4）朕自幼念书，于古今趣味，粗能邃晓。（11）又年力盛时〔朕自幼康健，筋力颇佳〕，能弯〔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持〕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曾妄杀一东谈主，沉稳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皆小民脂膏故也。通盘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地点费，不外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足百分之一。（12）昔梁武帝亦创业好汉，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始创之主，不行预〔豫〕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皆由辨之不早也。
7. 嘱诸王大臣于其身后当协心保全皇祚：
（9）朕之子孙，百多余东谈主。朕年已七十〔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东谈主〕。诸王大臣官员军民，以及蒙古东谈主等，无不轸恤朕苍老之东谈主。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至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见今俱各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协心保全，朕亦安稳安逝。
8. 传位胤禛：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东谈主品难得，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在线播放9. 依典制服丧：
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通告六合，咸使闻知。
两相勘照，一千两百多字的遗诏乃脱胎于康熙五十六年的这份面谕，殆无疑义。[24] 其主要内容险些是复制面谕而成，天然，遗诏与面谕相隔五年，其中触及年岁与年代的部分天然需要修正。末尾再补上继位东谈主选以及联系的丧礼节注而成。
不外要是细究起来，尽管遗诏是从面谕摘拾拼集而成，却不势必全都合乎康熙当初面谕的原旨。康熙在五十六年的表面面谕难免松散芜冗，却是一直环绕着几个他念兹在兹的课题而夹叙夹论。经过裁剪后的遗诏，表面表层次井然，但在不少部分颇有割裂康熙本意之嫌。举例在面谕中，康熙申论君主治六合之要后，便先为清朝的正宗申辩，再论其自身治绩，反不雅遗诏却将原来康熙为清朝正宗的申辩，穿插在康熙综论本人治绩之中，使得原本在面谕中论列治绩的部分在遗诏中被截成两段，此后半部更有顾此失彼，顾此失彼之嫌。又如在面谕中康熙曾经说起：
（4）朕自幼念书，于古今趣味，粗能邃晓。（5）凡君主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行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行使之不享太平。
顺着其论说的线索，第（5）段乃是延续第（4）段而来。换言之，所谓「君主自有天命」，应是指康熙念书邃晓的一项趣味。反不雅遗诏中将两段?#123;换，第（5）段置前，单独起句，与后段不连续属：
（5）凡君主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行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行使之不享太平。（4）朕自幼念书，于古今趣味，粗能邃晓。（11）又年力盛时〔朕自幼康健，筋力颇佳〕，能弯〔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持〕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
而第（4）段反而与第（11）段连络起来，前指其自幼念书明理，后言其身强体健。
再者，第（12）段原为康熙面谕中论及皇位袭取的开场白，以梁武帝、隋文帝将皇权寄托非东谈主为殷鉴，强?#123;继位东谈主选不可不尽早甄别拣选。但这段典故被截取置入遗诏时，并未再引伸诠释，即紧接着嘱咐诸王大臣当于其身后协心保全政权，再转到传位胤禛一事，难免冒昧。其间只字未提他如何幸免步上梁武帝、隋文帝的后尘，而「早辨」出袭取其大统的东谈主选。
无可婉词，继位的雍正对康熙遗诏的确有终末定案的主导权，但是遗诏与面谕内文的重叠并不行评释雍正改削遗诏。既然康熙已了了标明：「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此面谕看成将来遗诏的?#123;本恰是康熙的本愿。除非康熙临终之前有新的手谕或是口谕，否则无论谁袭取皇位，在制造康熙遗诏的进程中，都必须参考这分执政廷里东谈主所共知的面谕。任何康熙的袭取东谈主在制作康熙遗诏时，莫得应该从那边取材的问题，而是如何将这两千五百多字的面谕，按照遗诏款式进行顺应剪裁。需要补充的，不外是皇权袭取的东谈主选以及丧制的安排。从轨制面而言，清廷既然从顺治开动有制作颁布遗诏之举，即使后客东谈主天的皇帝来不足于生前边谕遗诏内容，官方就怕也必须要制造出一份堂金冠冕的遗诏公诸于世。换言之，即使莫得这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谕，阁臣也势必会尝试从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来的多样诏令谕旨中摭拾片断或综摄精义，拼集出一部康熙遗诏来通告六合。
值得在意的是，在这份长篇面谕中，康熙从新到尾并未明言或者示意皇位袭取的东谈主选，这正可阐发康熙在磋议其遗诏的制作时，除了继位东谈主选，他显著还有更柔软的课题：一为传统帝制申辩；二为大清国的正宗申辩；三为我方一世功业作历史定位。而这三者并非互不相属。康熙之是以在面谕中交叉申述这三点，宅心即在强?#123;他勤劬一世积劳成疾，恰是为传统帝制与清朝正宗最具劝服力的申辩。
（三）从密旨到遗诏：雍正对身后东谈主事的布局
表面上遗诏赋予新君皇权袭取的正直性，但就施行的运作而言，皇位袭取的问题早在「遗诏」缮写之前已拍版定案。当雍正初年开动选定奥密建储轨制，基本上贬责了康熙一朝诸皇子争储、储君向皇帝争权、以及朝臣与诸皇子结党对立等诸般政治插手，至此「遗诏」虽仍然具有向六合宣告继位东谈主选的款式功能，却不再看成皇位袭取的平直法源依据。
必须厘清的是：置于干清宫中顺治皇帝所书「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建储密匣里，并非皇帝的遗诏，而仅仅寥寥数语的传位密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谈光建储密匣，内有谕旨两谈，其中一谕右书中文「皇六子奕欣封为亲王」，显见谈光皇帝对奕欣特殊的关爱，中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左并有满文，转译成罗马拼音「duici age i ju huwangtaizi de ilibu」。duici 乃由duin（四）与语尾ci（第）合成，age 即「阿哥」，i ju 即奕詝之名，huawngtaizi 是中文「皇太子」的音译，de是为语介词，后接动词ilibu 乃「册立」之意。建储密匣的谕旨在建储东谈主选的关节文句，乃以满中文比肩书写，足见把稳，或有幸免字句遭到改削或曲解的磋议。另外一谕除重述「皇四子奕詝着立为皇太子」外，并条目「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齐心赞辅，摠以民生国计为重，无恤其它」。这段亲笔遗命并收录到矜重颁发的谈光遗诏之中。
若依谈光建储密匣的「后例」来检视雍正的继位问题，那么即使康熙临终前确已有密旨派遣皇十四子为继位东谈主选，隆科多等东谈主想纸上功课地将满文「juwan duici age in jeng」（十四子胤祯）更动为「duici age in jen」（四子胤禛）校园春色，必须麻烦地抹去「十」（juwan）字，再改变jeng一字的字尾笔法，还不如干脆临摹康熙笔法再行改写这谈谕旨。遑论颁布六合的矜重遗诏，照旧是雍正大权在持之后进行加工的产物，天然不可能从中看出任何端倪，检证康熙的遗命是否遭到改削。
现代学界多以为雍正遗诏乃乾隆以己意一手擘划而成，似成定案。乾隆每年逢雍正忌辰，都会盥手展读雍正遗诏乙遍，浮现其「以伸永慕，以励惕干」之心，况兼险些每年都赋诗为纪[25]，彷佛他每年捧读的如实是雍正谆谆素质的遗言。若真如现代学者的断言，那乾隆此举不仅是装模作样，甚而还带着点自恋的况味，每年取出我方为父亲捉刀捉刀的佳构抚玩一番。很多学者之是以断言雍正遗诏乃乾隆以己意拟就，是因为在遗诏中有段期许新君再行搜检畴昔雍正在刑罚禁令上的整顿：
至于国度刑罚禁令之设，是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俗例，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情面浇漓，仕宦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东谈主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尽心预计此后更定，以垂长期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东谈主心俗例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斥革之后，仍可酌复古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预计，若有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26]
很多学者即据此认定是乾隆藉雍正遗命为我方将来荡子回头预留伏笔。[27] 细绎雍正这段话，虽不是以罪己款式开拔，但意在为我方畴昔对国度刑罚禁令的各样兴革进行申辩。依照雍正的述说，他对前朝法制的改革中，改严为宽之处与易宽为严之处，率皆有之。但事实上，他以「整饬东谈主心俗例」为由雷厉风行各项措施，实多以隆刑峻法为基?#123;。站在继位者的态度，雍正遗诏中这番剀切指令，天然可以看成日后?#123;整施政的法源依据。不管如何，咱们不行因为雍正这番指令不符其平时以严苛著称的行事作风，便据此判断是乾隆刻意借用已死父皇的表面背书，好让我方日后的施政预留弹性空间。
尽管雍正暴卒之际不足派遣后事，但若仔细爬梳联系史料，其实雍正对我方身后的东谈主事与轨制显著曾经预作布局。原来雍正八年（1730）六月的一场大病曾险些夺走雍正的生命，不外现有的《雍正朝起居注》都对此事则极端藏匿，只字未提。倒是乾隆为雍正陵园泰陵所撰写的〈圣德神功碑〉（乾隆二年九月，1737）里露出：雍正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的雍正专诚召见他和其它亲王、大学士与内臣数东谈主，特别「面谕遗诏大意」：
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因见情面浇漓、仕宦徇私，罔知改省，不得不惩治以戒将来。故有从前条例本严而改易从宽者，乃原议未协，朕与廷臣尽机杼夺，可垂长期。有从前本宽而改易从严者，本欲俟诸弊斥革之后，酌复古章。[28]
显著这一段恰是日后雍正遗诏中对于裁夺轨则的张本。由此可知雍正八年的这场大病极端危险，使得雍正不得不在病笃之际召见亲王大臣，派遣遗诏的内容，并在为我方施政申辩之余，盼望继位者对过于严苛的新制再行预计，务以怜恤为尚。因此乾隆即位后对雍正时期的轨则施政每有商榷更张之举，对他而言，不外是秉遵父亲遗训，事出有因。
正好的是，雍正亦然在面谕遗诏的五年后崩逝。其时面谕的完整内容已不可知，不外和康熙一样，雍正并未在此次公开面谕中派遣继位东谈主选，这天然是因为根据雍正奥密建储的构想，建储密旨是在皇帝崩逝之后才得启封公布。何况雍正的病情仍有好转的可能。更关键的是，除了传位东谈主选以外，雍正在密旨中对身后东谈主事的布局作进一步的安排。
雍正常年倚畀甚殷的重臣张廷玉（1672-1755）在其自订年谱里曾经涌现：雍正八年「自春徂秋，圣躬违和，命廷玉与大学士马尔赛（?-1732）、蒋廷锡（1669-1732）办理一切事务，并与太医商订方药。间有密旨，则命廷玉独留。」[29] 推敲张廷玉这段藏匿的形容，雍正的密旨应该与他安排身后的东谈主事布局联系，以备万一。其后雍正经过?#123;养静摄，终得病愈，是以《实录》甚或是《起居注》对这段圣躬不豫的经过，以及面谕遗诏之事皆隐而未载。雍正曾将这份密旨的内容在雍正八年九月间密示张廷玉，在十年正月间又同期出示给鄂尔泰（1680-1745）与张廷玉两东谈主，其时雍正病已病愈，宅心当在笼络两位知己大臣。因此雍正行将大渐之际，赶赴圆明园的张廷玉与鄂尔泰便向在场的亲王大臣浮现：「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东谈主，外此无有知者。此旨储藏宫中，济急请出以正大统」。其时总管太监浮现不知密旨所在，经张廷玉教唆该密旨的表情是「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终才照本宣科检出这份雍正朱笔亲书的密旨。[30] 这件事关「传位大事」的密旨，与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置于干清宫的建储密旨应有不同。[31] 因为如果仅仅皇位袭取东谈主选，那总管太监在雍正宾天之际一时遍寻不得，自可差东谈主赶赴干清宫取下宣读即可。可见这份置于雍正身边的密旨除了指定传位东谈主选以外，还有其它关键的东谈主事指令。就在张廷玉宣读这份密旨后不久，解雇继位的乾隆立时传令内侍宣谕：
遵皇考遗旨，令庄亲王（允禄，1695-1767）、果亲王（允礼，1697- 1738）、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32]
可见雍正密旨里至少有命四大臣辅政一节。当雍正八年肉体不豫预拟密旨时，也许磋议到继位的弘积年方二十，任命大臣辅政或有踏实政局的需要，此亦有前例可循，举例康熙登极之初，亦有四位顾命大臣襄佐政治。不外雍正十三年，年满廿五岁的乾隆登基，四位大臣天然明察乾隆干纲独断的雄图，因此立时奏称「不敢当辅政之名，请照前例称总理事务」，所获取的响应天然是「蒙恩俞允」。[33]
在雍正遗诏的末段中特别论及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
庄亲王心肠醇良，和平严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不至于诞妄。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实国度灵验之材，但平日气体清弱，不受罪瘁，倘遇大事，诸王大臣当体之，勿使伤损其身，若因此而损贤王之精神，不行为国度办理政务，则甚为可惜。
这段话显著不可能是乾隆假托父之名对两位皇叔月旦劝勉。雍正之是以特别点名这两位亲王，恰是成心要寄托辅佐新君的重责大任。而在评隲两位皇弟亲王的才品之后，雍正遗诏又盛称张廷玉与鄂尔泰两东谈主，并明令将来得配享太庙：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关，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东谈主者，朕可保其对峙不懈。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这两段话其实应该都是出自雍正八年六月的密旨。当八月二十三日雍正?#123;崩，乾隆于二十四日即向庄亲王等大臣浮现：要将雍正八年六月恩准张廷玉、鄂尔泰两东谈主配享太庙的「谕旨」?#123;入「遗诏内颁发」，乾隆所引述雍正谕旨的内容，与前引遗诏的内容毫无二致。乾隆口中的这份「谕旨」，从未在雍正生前明令公布，显著指的就是雍正八年的密旨。其时鄂尔泰与张廷玉两东谈主曾一度「屡行固辞」，但乾隆对峙其「惟知依循皇考圣旨」，况兼为了回复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东谈主「稽古典礼」的恳求，乾隆专诚大喊总理事务的庄亲王与果亲王等大臣「备查古典，详议具奏」。诸王大臣虽浮现「查历代遗诏，史不备载」，但也从善如流地考掘出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降旨恩准李善长（1314-1390）等七东谈主入祀太庙的前例。因此议覆浮现可将此恩典盛誉缮入遗诏，于是在八月二十五日乾隆下旨依议办理。雍正于二十三日崩殂，遗诏则是于二十七日颁布六合，由此可见遗诏确是在二十五、六日矜重撰拟定稿。[34] 在庄亲王等东谈主的奏覆中更了了指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者，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是以特书谕旨，密封内廷。」可见雍正生前特别将这份亲笔密旨先后取给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东谈主读，意在视两东谈主为股肱知己。对鄂尔泰、张廷玉而言，此等恩典写入遗诏，作念为雍正的终末一谈大喊公布六合，等于在其生前预颁定位其终身树立的「旷代盛誉」。[35]
由此可见，在雍正遗诏的制作进程中，即使甫继位的乾隆献技主导的变装，但绝非以己意向壁虚造，大体上仍是奉命雍正八年面谕中怜恤施政的指令以及密旨中东谈主事的安排。惟有任命四大臣辅政一节，四位亲王大臣揆情度理，显著明察乾隆干纲独断的情意，坚辞「辅政」之名，而遗诏对此付之阙如，也使得遗诏中言及两位亲王才品一节，变得极端突兀，殊不知雍正本意乃在说起此四东谈主之后，赋予「辅政」大任。
（四）后乾隆时期遗诏制作的制式化
遗诏的书写在乾隆之后产生关节的变化。乾隆六十年煞有介事地封颙琰（嘉庆）为皇太子，准备翌年矜重禅位。如果说遗诏至少包括三项要素：一是在位施政期间的追忆与反省，二是对身后国政的派遣，三是皇位袭取东谈主选。那么从本质内容上看来，乾隆在嘉庆元年正旦所颁布的传位诏，包含了对自我历史事迹的定位，况兼公布皇位袭取东谈主选。天然，在这份传位诏中，乾隆也阐明浮现：「凡军国重务，用东谈主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36] 可见乾隆所谓传位不外是增饰其禅位的虚名，身为太上皇帝，他依然实权在持。尽管如斯，这份由乾隆亲自钦定的诏书，在款式上是他以当朝皇帝的因素颁布的终末一谈大喊，因此就这层道理而论，乾隆的传位诏其实就是「乾隆」一朝的遗诏。
当嘉庆四年乾隆以太上皇帝之尊崩殂时，并莫得所谓的「遗诏」颁布六合，因为只消皇帝可以颁布诏书。[37] 是以在表面上，朝廷颁布六合的是所谓「大行太上皇帝遗诰」。[38] 检视该份遗诰的内容，不免重述原来「传位诏」里胪列其位居皇帝一甲子的安居乐业，也重申当初传位嘉庆，以太上皇自居，并不是想要「自暇自逸，深居高拱」，是以他在传位之后，仍然「日亲训政」，因此在其遗诰的后半段，也续补了乾隆「训政」三年多来的治绩。这份遗诰天然莫得皇权授受的问题，内容就怕也无庸劳烦乾隆本东谈主钦定。
干嘉政权轮流犹如期间的分水岭，反应在皇帝遗诏的制作亦然。乾隆以后，皇帝遗诏的制作多由臣工摘拾谕令，暧昧治绩一番，以大行皇帝自述的口气为我方盖棺定论。
嘉庆遗诏颁布后月余，当九月初六日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皇帝随时展览之用，谈光皇帝忽然发现嘉庆遗诏中说起乾隆降生避暑山庄之事似有蹊跷，于是亲自考订乾隆朝实录，细则乾隆是在「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降于雍和宫邸。」接着又遍查乾隆的御制诗集，发现其中提到降生于雍和宫之事凡三见，于是谈光立即大喊大学士曹振镛（1755-1835）等东谈主详备查明回奏。当初负责握管起草遗诏的军机大臣托津（1755-1833）、戴均元（1746-1840）、卢荫溥（1760-1839）和文孚（1765-1841）等四东谈主天然「不堪惶悚之至」，他们回奏浮现当初根据的是嘉庆御制诗集里的脚注，有两处皆曾载有乾隆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他们并浮现因未曾读过乾隆朝的实录，因此无法「深悉」其间收支。[39] 谈光对此辩白昼然起火，他指出嘉庆所写的联系诗作乃「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问题是出在「当日拟注臣工歪曲诗意」。天然乾隆身后所修纂的乾隆朝实录并未刊布，但是乾隆的御制诗集「久经颁行六合，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因此降旨将此四东谈主交部严加议处。四东谈主分袂遭到罢免或左迁留任等惩处。[40] 天然，看成皇位袭取者的谈光本东谈主就怕也难辞其咎。天然诏书多由文官操刀，但终究是以嘉庆之名而发，而看成继任的皇帝，谈光天然是诏书文章权的独一袭取者。现有九月初七的谈光上谕，原文本指嘉庆病故之际「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闇之中，哀恸要紧，不忍展视，况军机大臣多年承旨，自不至有误。」其后谈光亲笔将「不忍展视」四字圈涂删去，并将原文改成「未经看出诞妄之处，朕亦不行辞咎，但念念军机大臣多年承旨，自不至有误。」当是公允之论。
谈光皇帝天然深知「遗诏通告六合，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罪行。」其时乾隆御制诗集早已刊印六合，朝夕有东谈主发现遗诏记载的纰缪，这对清廷信誉威信，天然会形成严重的影响。因为遗诏既以嘉庆为第一东谈主称向六合子民宣布，等于是嘉庆我方搞错了父亲的降生地点，对了解遗诏制作进程的东谈主而言，这意味着谈光皇帝陷父亲嘉庆于不孝。
只不外当谈光发现诞妄之时，赍诏官早已驰奔各地，至少京城与部分省分断然接获嘉庆遗诏，谈光皇帝只可降旨「将原委阐明宣示中外」以为营救之谈。清朝的营救措施极端透顶，从现有嘉庆朝《实录》、《起居注》和《上谕档》（稿本）看来，在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崩逝当天，都阐明载录遗诏内容，而内容显著都已抽换成更正后的版块。遗诏末尾乃作：
况滦阳行宫为每岁同房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上谕档》（稿本）则在「神御在焉」左夹行处用小字注记「九月初九谨改」。[41] 可见九月九日后军机处立即功课，再行制定遗诏。咫尺幸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所庋藏的嘉庆遗诏，其完了则作：
况滦阳行宫为每岁同房之地，我皇考所降生，予复何憾？
由此可见这份遗诏恰是原先所拟定颁布六合的版块。比较原本与更正本的内容，前者应该是奴隶嘉庆驻跸热河避暑山庄的军机大臣们，成心将嘉庆之死与乾隆之生于避暑山庄两相磋议，作念点文章。以嘉庆我方的口气浮现死于斯地，了竣工憾。后者则改成「滦阳行宫为每岁同房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将「皇考（乾隆）」降生福地，改成「祖（雍正）、考（乾隆）」神御所在，不仅勉强牵强，而且也与史实不符。此处「祖、考」两字分行顶格撰写，显著并非泛称前代祖先，而应是指其皇祖、皇考。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在位北巡热河屡次，胤禛即位前曾经随侍赶赴，但雍正在位后十三年间却从未去过热河。
嘉庆遗诏的内容出现如斯要紧的罪行，对其后遗诏制作是否产生影响，不易料定。不外嘉庆之后，臣工撰拟遗诏的内容的确越趋保守；不求新裁有功，但望平实无过。谈光以后，咸丰、同治与光绪的遗诏险些与谈光遗诏如出一辙，可说是以谈光遗诏为样本照画葫芦，流于款式。拟笔的臣工暧昧，但要致力拼集乏善可陈的功业，也的确不易。遗诏里虽仍依例表述在位的功业，究其实已无个东谈主的颜色。
从遗诏中书写的口气与时态，可以看出嘉庆之后，臣工所撰拟的遗诏多沾污了皇帝第一东谈主称的自谈，与第三东谈主称的叙述。即以对皇帝临终前肉体健康景况的形容为例，在嘉庆以前，皇帝的遗诏至少没偶而间交加的情形发生。顺治和康熙在其遗诏中，都未说起肉体不豫的情形，雍正的遗诏则浮现「今朕躬不豫，奄弃臣民，在朕身生本无生，去来一如，但我皇考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于本日虽可自信无负，而志愿未竟，不无微憾。」臣工在乾隆遗诰中状拟太上皇帝临终的景况时，乃浮现「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见效，兹殆将大渐。」嘉庆的情形至少是在「迨抵山庄，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甚，恐弗克瘳」的情形下安排后事。
从雍正的「不豫」、乾隆的「殆将大渐」到嘉庆的「恐弗克瘳」，至少都如故以第一东谈主称的角度自述病况。但是谈光以后遗诏的书写，拟笔臣工使用的时态与东谈主称显著都有谬误，举例谈光遗诏描画谈光降旨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之后，「甫经半日，神志渐散，岂非天乎。」既说「神志渐散」，哪还有劲气传述遗诏的内容？可见拟诏的军机大臣虽仍是以第一东谈主称的口气拟诏，却竟又同期以第三东谈主称的角度对皇帝大渐的进程进行现场报导。如果说谈光遗诏勉强是在谈光「神志渐散」之际完成，那么咸丰、同治与光绪等皇帝果然在我方挂名的遗诏中就照旧「急切不起」。在热河暴毙的咸丰皇帝在遗诏里叹息：「入夏以来，暑泻日久，元气愈亏，以致急切不起，岂非天乎。」但紧接着咸丰却又「顾念神器至重，允宜传付元良」，于是召见朝廷重臣「令其承写朱谕」，立皇宗子为皇太子。其后同治皇帝在遗诏中相同浮现：「朕体气素强，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加意?#123;摄。乃迩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急切不起，岂非天乎。」但是就在「急切不起」的状态下，同治皇帝也「顾念统绪至重，亟宜传付得东谈主」，于是奉两宫皇太后懿旨，由醇亲王奕赯之子载湉过继给咸丰皇帝为子，以便兄死弟及，入承大统。比及光绪大限来时，遗诏的内容竟也依样葫芦：先自述其「阴阳俱亏，以致急切不起」。在感叹「岂非天乎」之后，又奉慈禧皇太后的懿旨，由居摄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尽管遗诏所述皇权传承的经过合乎实情，同治与光绪两朝的继位东谈主选都是在皇帝身后由皇太后所决定的，但是撰拟遗诏的大臣虽是以皇帝第一东谈主称的口气拟诏，却又同期以第三东谈主称的角度来摹写皇帝大渐的进程，并追记其身后皇权袭取的安排，以致产生时序的谬误，极端冒昧。
在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谕中，康熙曾经感叹畴昔君主因婉词示寂，而不肯在生前预拟遗诏，因此他通读畴昔君主的遗诏，嗅觉「殊非君主口气」。仅仅康熙就怕莫得预感到，他这番考语也一体适用其百年后继位子孙的遗诏书写。
三、通告中外：遗诏的颁布与复制
（一）颁诏、丧仪与权柄转承
遗诏的颁布，本是通盘这个词皇帝丧仪里一个关节的要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顺治皇帝福临?#123;崩之后，未来即颁发遗诏。其时先由大学士麻勒吉和侍卫贾卜嘉两东谈主自宫中将遗诏奉出到干清门外，由礼部尚书跪接，再从中谈将遗诏奉至午门外的奉安台上，张起黄盖。满中文武各官身着素服，举行三跪九叩礼，跪听宣读遗诏，然后起立举哀，再行三跪九叩礼。礼成后，礼部官将遗诏置于龙亭内，由中谈出大清门，奉至礼部进行誊黄，立时派遣赍诏官赴各省颁布。[42]
不外此次毕竟是清廷首度颁发遗诏，即使有明代的前例或可参考，庆典中有些关节的细节未遑顾及，举例其时便莫得磋议到年仅八岁的幼主康熙在颁诏时应如何进退出处。比及康熙六十一年礼部准备颁布康熙遗诏的典礼时，四十五岁的新君雍正立即发现一个切身的问题：畴昔的仪注并未明载新君「见礼之处」。雍正因此着问礼部：「如何不议及朕躬？」礼部照实奏称：是因为「旧典未载」。雍正对我方在颁诏庆典中的变装不免浮躁：「遗诏自宫中捧出时，朕岂可照常静处乎？」因此条目总理事务王大臣和礼部共同议奏。
在平常遭遇颁发恩赐或恩赦等诏书之时，皇帝身为诏书的作者，理当亲自主办颁诏大典：其御座设在太和殿（顺治时为皇极门），嗣王公百官见礼后，由大学士将诏书捧奉至太和殿檐下交授礼部堂官。[43] 不外遗诏毕竟与一般诏书联系节的不同：遗诏颁布时其表面上的主东谈主已不在东谈主世，而遗诏中指定的皇位袭取东谈主——同期亦然诏书文章权的袭取东谈主——在颁诏庆典中应该如何进退出处，势必会牵动关键的标记道理。终末礼部为新君雍正所研议的安排是：当遗诏奉出时，皇帝在干清宫檐下西向而立，大学士奉遗诏从中谈出。皇帝跪候遗诏经过，再起身了债守丧的位置，即所谓「苫次」。[44]
按理说，在遗诏颁发后到登极诏颁布前，恭候解雇的新君应仍居于子臣之位，因此颁诏的进程中仅是静处于苫次，居于被迫的地位。在这样的安排之下，代表殂君的遗诏与行将嗣命的新主两者主客关系井然：颁布遗诏的主东谈主虽已不在，但在一旁恭候遗诏矜重授命的新君仍居于客位，和六合难民一样，待命的嗣君亦是遗诏诏告的对象。表面上，唯有比及遗诏矜重授命之后，新君才算矜重继位。
不外，当雍正?#123;崩后，廿五岁收承大统的乾隆从一开动便展现积极的主导权。在乾隆条目之下，畴昔依例是由大学士恭奉遗诏装配于几筵——即祭祀的灵位，但这回乾隆却决定要「切身恭奉装配」。因此在二十七日恭颁遗诏当天，大学士奉诏至干清宫檐下，由乾隆本东谈主接捧遗诏之后安奉于黄案，行一跪三拜礼，然后由干清宫左门出，西向而立。接着大学士由右门插足，到黄案前行三叩礼，跪奉遗诏而由中门出。乾隆如斯安排，让新君在遗诏颁布进程中的变装有了奥密而关节的变化：在亲自奉接遗诏的进程中，新君从被迫转为主动，借着遗诏颁布的授受庆典，无疑更突显出前后两位皇帝权柄的袭取关系。[45] 此后由继任的皇帝亲自将遗诏安奉于黄案之上，遂成定制。[46]
嘉庆皇帝在乾隆生前便已登基，因此就内容而言，太上皇帝的遗诰无涉皇权挪动的课题，不外嘉庆在颁布太上皇帝遗诰确当天便将显耀和珅（1750-1799）解雇拏问，随后并命诸王大臣会鞫，胪列廿大邪恶，赐其自裁。[47] 遗诏（遗诰）的颁布揭建国度大丧礼节的序幕，而嘉庆急于序幕揭开之际捣毁父亲倚为股肱之重臣，难免过于躁进，绝不顾念乾隆骨血未寒，有失孝亲之谈。不外此举适足以评释嘉庆虽即皇位四年之久，而确凿的皇权还得比及乾隆身后方才全盘采纳。忍受多年的嘉庆或成心藉此明示六合：他照旧矜重登极，六合大权在持。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廿五日嘉庆皇帝暴毙于热河避暑山庄，其时解雇继位的谈光随侍在侧，由于遗诏的制作有所拖延，因此到八月初五日始于避暑山庄举行颁诏典礼，仪注一如前例。不外礼部官从龙亭内奉遗诏出后，便立即驿送北京礼部。初七日嘉庆遗诏抵达京城，未来举行宣读与见礼节节，然后由礼部恭镌誊黄，颁发六合。[48] 其后咸丰皇帝?#123;崩于热河，等于依照嘉庆廿五年的前例办理。[49]
（二）丧期的预计与政治献技
对刚继位的新君而言，大行皇帝遗诏里所派遣的遗命后事，本应拳拳服膺，独一的例外是对于服丧期间的礼貌。一般遗诏书写的布局，在宣布皇位袭取东谈主选之后，多会对身后国丧的举行有所派遣，让六合东谈主民奉诏后有所驯服。为大行皇帝服丧三年本是传统定制，不外大行皇帝都会在遗诏中「矜恤」臣民，仿效中文帝以「日」易「月」的前例，将原本「二十七月」的丧期改成「二十七日」，在遗诏中明令在二十七日后除服。
不外刚继位的皇帝为了浮现对大行皇帝孝亲念念慕之心，天然要有所对峙。雍正在康熙遗诏颁布之后立即指出：
皇考遗命，一句一字，朕无不拳拳服膺。止此「二十七日除服」之诏，非敢故违。而罔极深恩，哀念念要紧。虽蹈违命之愆，亦不恤也。朕言及此，曷胜哭泣！实不行悉朕之悲念念，尔诸王大臣其谅之！
诸王大臣等皆以朝政万几至重，难以久旷为由，请皇帝顺服遗诏所嘱二十七日后除服。但雍正强?#123;「念念慕之情，何能自已」，以为虽不行鉴戒商王武丁谅阴三年的典故——将政治委托大臣处理，皇帝则在三年内独默不语，以表孝念念之心。不外经过朝臣几番劝戒，雍正「勉从所请」，二十七日后释缟素，但仍素服到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一日。[50]
比及乾隆服丧时，诸王大臣也奏称三年之丧难以举行，请乾隆仍依旧制，以二十七日除服。乾隆浮现：「朕受皇考顾复深恩，昊天罔极，中心哀慕，实不行自已。是以欲行三年之丧，稍尽子臣之谊。」尽管诸王大臣也援引西晋杜预（222-284）「心丧三年」之说作解，但乾隆却坚执杜预所论似是而非。他认为遗诏里「二十七日释服」之旨是为六合臣民设言，并非用于皇帝一东谈主。乾隆同期也巧妙地为前边两位并未确凿服丧三年的康熙和雍正两东谈主进行申辩：康熙冲龄践祚，因此未得举行三年之丧；而雍正即位之时，则是「军国重务，速应办理之处甚多」，只好「俯准廷臣之请」，况兼尽管无法守丧三年，雍正仍然「素服斋居，三年如一日。」至于乾隆本东谈主，他认为经过雍正这十三年来的「宵旰勤苦，孜孜图治」，国度「举凡大纲小纪，莫不悉有轨则」，皆已步入轨谈，因此足以让他无黄雀伺蝉地服完三年之丧。不外乾隆同期也向朝臣示意：「岂行三年之丧，遂不行办理一切事务乎？至于郊坛祭祀大典，原可并行不悖。」因此他条目诸王大臣详稽典礼，确议具奏皇帝应该如何行三年之丧。诸王大臣只得依旨研拟，论断是在百日之内，皇帝服缟素，百日以后则去缟冠，仍着素服，二十七月后除服。[51]
雍正既开惯例在先，乾隆更踵事定?#123;于后，使得其后继任的新君难免要茹毛饮血地与诸王大臣两造来往僵持一番：一方是继位的皇帝浮现「因哀慕至情，万不行已」，决心折丧三年；另一方是承旨的诸王大臣力陈三年之丧难以举行，恳请皇帝仍驯服旧制以二十七日除服。但皇帝立时回复「予意已定」、「心实不忍」、「于心实所难安」，对峙「仍当恪遵古制，敬行三年之丧。」经过两造几番往复的劝请与对峙，皇帝终于在诸臣「再三陈恳」下稍作珍摄，浮现「何敢以孺慕私忱，有踰成典，不得已勉从所请」，终末和解为「缟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个月。」天然皇帝也同期明确浮现「至于郊庙祀典军国政务，仍可于持服中综理，两不相妨。」[52] 意在言表，守丧尽孝与执政治国两者当可并行不悖。
一如乾隆之后遗诏的制作越趋格套化，继位皇帝在处理服丧的献技，终于也流于制式。即使当同治皇帝载淳宾天，堂弟载湉入承大统为光绪皇帝，官方仍旧为四岁的嗣皇帝排练相同一段戏码，涓滴不磋议旧主与新君间原为从昆仲的关系，稍许修改献技的剧本。其明朗绪皇帝?#123;崩，诸王大臣又茹毛饮血地奏请三年之丧窒碍难行，也代替年甫三岁的溥仪以成熟的口气降谕：「若丧服二十七日而除，于心实有不忍，除臣民服制仍各钦遵旧例，朕敬循古制持服三年以冀稍伸哀悃。」[53] 可见跟着遗诏制作的轨范化，清中世以后的皇帝丧仪也全都套用陈式，轮替替换上场的主角新君与龙套大臣，强迫着一搭一唱，泥古不化地覆诵千人一面的台词，暧昧这段预计遗诏丧期的戏码。
（三）从中央到地方
诏书既奉皇帝之名颁布，经礼部誊黄后，当即透过一定管谈昭告六合。康熙四十二年（1703）时曾议准因应路程遐迩，明确订定礼部赍诏官赴各地颁诏来往的时限。[54] 一般而言，礼部赍诏官佩戴一分正本诏书以及若干复本誊黄，至指定各地宣读。正本诏书与复本誊黄的区别，乃是前者在年月日处，以及诏书衔黏的接缝处盖有「皇帝之宝」的钤印。各地方在接获中央的诏书或誊黄之后，除了将诏书颁到日历以题本报部察核，如有需要也会再行复制若干分遗诏下传到辖区各地。
乾隆十七年清朝对赴各省颁诏的赍诏官、所佩戴誊黄数量与负责分颁之处，皆有详备的礼貌。此后并有增减情形，表列如下：
表一：赍诏官分颁各地诏书及誊黄情形
接诏东谈主
赍诏官
附带誊黄
誊黄分颁地
乾隆十七年后 增减情形
直隶总督
一东谈主
七谈
天津都统、直隶提督、马兰、秦宁、天津、宣化、正定等处总兵官
乾隆三十一年，缩小天津都统、减誊黄一谈。 谈光八年，增天津水师总兵官誊黄一谈。
山东巡抚兼提督
一东谈主
三谈
青州将军、登州、兖州总兵官
谈光八年，减青州将军，增青州副都统、曹州总兵官誊黄各一谈。
山西巡抚兼提督
一东谈主
三谈
绥远城将军、太原、大同总兵官
谈光八年，增绥远城副都统誊黄一谈。
河南巡抚兼提督
一东谈主
二谈
南阳、河北总兵官
两江总督
一东谈主
八谈
江苏、安徽巡抚、江宁、京口将军、江南提督、狼山、苏松、寿春等处总兵官
谈光八年，减京口将军，增京口副都统、江宁副都统、徐州总兵官誊黄各一谈。
漕运总督、 江南河谈总督、 河南山东河谈总督
一东谈主
谈光八年，增江南河谈总督、漕运总督赍诏官各一东谈主。（原江南河谈总督、漕运总督与河南山东河谈总督共赍诏官一东谈主）
江西巡抚兼提督
一东谈主
二谈
南赣、南昌总兵官
谈光八年，减南昌总兵官，增九江总兵官誊黄各一谈。
闽浙总督
一东谈主
十二谈
福建巡抚、福州将军、水师、陆路提督、金门、汀州、海坛、台湾、福宁、漳州、南澳、建宁等处总兵官
谈光八年，增福州副都统誊黄一谈。
浙江巡抚
一东谈主
八谈
杭州将军、乍浦副都统、浙江提督、定海、黄岩、温州、处州、衢州等处总兵官
谈光八年，增杭州副都统誊黄一谈。
湖广总督
一东谈主
八谈
湖南、湖北巡抚、荆州将军、湖广提督、镇筸、宜昌、永昌、襄阳等处总兵官
谈光八年，减永昌、襄阳总兵官，增荆州副都统、湖北、湖南提督、永州、绥靖、郧阳总兵官誊黄各一谈。
陕甘总督
一东谈主
十五谈
陕西、甘肃巡抚、西安、宁夏、凉州将军、甘肃、安西、固原提督、西宁、延绥、宁夏、肃州、凉州、兴汉、河州等处总兵官
乾隆二十八年，缩小甘肃巡抚、减誊黄一谈。 谈光八年，减凉州将军、安西提督、兴汉总兵官，增宁夏副都统誊黄各一谈；西安副都统誊黄二谈；凉州副都统西安、陜安、汉中、巴里坤等处总兵官誊黄各一谈。
四川总督
一东谈主
六谈
成都副都统、四川提督、川北、重庆、建昌、松潘等处总兵官
乾隆四十一年，增设成都将军、增誊黄一谈。
两广总督
一东谈主
九谈
广东巡抚、广州将军、广东提督、左翼、右翼、琼州、潮州、碣石、高雷等处总兵官
谈光八年，减左翼、右翼、高雷各总兵官，增广州副都统誊黄二谈；增水师提督、阳江、南韶连、高州等处总兵官誊黄各一谈。
广西巡抚
一东谈主
三谈
广西提督、左江、右江总兵官
云贵总督
一东谈主
十一谈
云南巡抚、提督、开化、鹤丽、临元、永北、楚姚、永顺、曲寻、昭通、普洱等处总兵官
乾隆三十一年，增设腾越总兵、增誊黄一谈；缩小永北、楚姚、永顺总兵、增誊黄各一谈。 谈光八年，减曲寻总兵官誊黄一谈。
贵州巡抚
一东谈主
五谈
贵州提督、安笼、古州、镇远、威宁等处总兵官
谈光八年，减安笼总兵官，增安义总兵官誊黄一谈。
不外，由中央派遣赍诏官赴各地颁诏的方式在谈光十五年（1835）有关键的改革。根据谈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上谕的指令，诏书「嗣后着由驿颁发，毋庸派员赶赴」，赍诏官的录用至此放弃。[55] 此外值得在意的是：跟着各省地方关键性的升降变化，清廷对颁诏或誊黄亦有所?#123;整。举例表中台湾总兵官原先仅仅奉接皇帝诏书的誊黄副本，逮至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开动竖立巡抚，两年后，清廷更矜重加颁台湾巡抚正本的诏书，台湾地位愈形关键，亦可由此窥见一二。
从上表可知，分颁各地的矜重诏书（加盖满中文「皇帝之宝」钤印者），至少有十六份之多。因此现有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历史讲话研究所的康熙遗诏共有四份，其实不足为奇。[56] 诏书拟定之后，势必要进行再坐褥的进程，方能实时颁布六合，况兼地方宣告之后亦需赍回中央。
天然诏告六合的对象不仅是中土臣民，更包括外邦藩属，天然需要遣使赍诏到朝鲜、外藩、蒙古诸国。因此域外通告如朝鲜史料中载录清帝遗诏内容，本不足为奇。乾隆五十五年适值弘历八旬大寿，特谕除朝鲜以外，安南、琉球、暹罗等三国也一体颁发恩诏。[57] 此后皇帝的诏书遂颁及这些属国。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朝廷会派遣正副使赴朝鲜颁诏，而由理藩院官赍诏往颁外藩蒙古诸部，其余诸国则或交由该国使臣赍回，或透过左近列国的地方督抚转发：由两广总督转发暹罗，广西巡抚转发越南，云贵总督转发缅甸，闽浙总督转发琉球。[58] 因此当谈光皇帝发现颁发的嘉庆遗诏出现纰缪后，除了立即「降旨宣谕中外」，军机处算计程期，推估赍诏官原颁嘉庆遗诏应尚未抵达南边各省，因此尚未转发琉球、暹罗、越南、缅甸等国。于是立即以六百里快递字寄南边各省督抚，条目他们暂时将原遗诏拘押，比及更正后的遗诏发往递补后，再经各联系督抚转发列国，原奉遗诏亦立时缴回。[59]
自顺治崩殂之后，清朝开动颁布遗诏，地方接诏之日等于服丧的开动。一般而言，直省文武各官于遗诏到日，皆摘冠缨，服缟素，跪候遗诏到达，然后奉至衙门内装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跪听宣诏。皆立举哀，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需要「旦夕哭临凡三日」，二十七日后除服。官员命妇亦素服二十七日而除。至于军民东谈主等偏激夫人则素服十三日而除。况兼一月之内不得嫁娶，百日之内不许作乐。官兵摘冠缨三日，至第四日则照常办事。同期以宫中大事之日为基准，百日之内不薙发。[60] 大体上是相沿明制。[61] 当康熙六十一年安排大行皇帝丧礼时，清廷则进一步特别礼貌直省的官员「一年内不作乐，百日内不嫁娶」，至于一般军、民、东谈主等偏激夫人，则从原来的十三日延伸至二十七日内素服，期间并不准祭神。此外凡有顶戴官员，以及举、贡、生、监、吏、典、僧、谈等东谈主，皆素服聚首于各该衙门，三日内旦夕哭临。此后地方奉接遗诏后的丧仪，基本上沿承康熙六十一年的定制。
遗诏赍至地方颁布，父母官员仕绅必须聚首府治，从奉接遗诏，跪听宣读到哭临三日。当顺治皇帝的遗诏于二月月朔日赍至苏州，江宁巡抚朱国治（?-1673）以降的府县官员、地方缙绅孝廉等东谈主都聚首府治，依礼哭临三日。比及第四天，当地生员便趁着府县大小官绅尚在府治，预先向同情生员态度的府学闇练借了钥匙，开门插足文庙「鸣钟击饱读」，百余名诸生群哭于文庙。[62] 随后众生赶往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斥责吴县县令任惟初盗卖仓粮等犯警情事，「随至者复有千余东谈主号呼而来」。显著诸生就是要期骗朝廷赍诏官到地方颁布遗诏，而父母官员聚首官府的场面里，公开进行集体抗议，以密告地方县令的犯警情弊。诸生刻意聘用在遗诏到省的第四日活动，天然有其磋议：因为三日哭临之礼杀青，官兵第四日起照常办事，而省县诸级官员仕绅尚未离府，其时群集抗议的学生可能估量此举虽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但不至违悖礼制。但是从父母官的角度不雅之，诸生此举不仅公然向其泰斗挑战，况兼刻意期骗国丧期间「结党」发难，事关要紧，势必会传回中央，省府决无法将此案范囿在地方省府的层级内贬责。是以巡抚朱国治上奏胪列诸生邪恶，第一条等于「当哀诏初临之日，正臣子哀吊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羣，肆行无忌，畏怯先帝之灵。」一朝官府将此抗议畅通定?#123;为非礼违制，阻挠国丧期间社会步骤，前后遭到逮捕的十八名生员，终难免「不分首从，立决处斩」的悲催。[63]
表面上，遗诏透过多样制式的管谈「通告六合」，办法恰是「咸使闻知」——让率土之滨的通盘臣民，皆得以听读遗诏。而遗诏颁到各省之日，矜重揭开父母官民为大行皇帝服丧的序幕。清廷对江苏哭庙一案的生员施以重办，意在杀鸡儆猴，以戒将来。毕竟地方迎奉遗诏并举行国丧，势必牵涉到各阶级官兵绅民的动员，而江苏生员恰是期骗地方颁诏与丧仪所形成的公众空间，进行体制外的起义。对清廷而言，向六合颁布遗诏，本寓有宣示中央皇权的袭取与政统的赓续已告成完成之意，一朝在地方宣诏的人人场域中发生失序步履，无疑是对中央的政治泰斗进行寻衅。
四、咸使闻知？——遗诏的解读与集体顾忌
皇帝的诏书透过中央浩大的颁诏庆典与地方把稳的接诏安排，经过登山渡海的公文旅行四处布达，办法即是让普天之下的臣民一体闻知。在皇帝通盘的大喊当中，诏书无疑是东谈主民采纳圣意最平直的管谈。
问题是：六合子民对圣意的解读不势必尽如诏书所预设的圣意。
让咱们回到小序中说起民初演义里对于雍正矫诏继位的情节。顾名念念义，这些「外史」与「演义」对史实进行各样生拉硬扯本不足为奇。仅仅这些暧昧故事的传闻倒也不全都是作者?#123;空编造而来。举例前引许啸天的说法，他显著误将雍正窜诏的传闻与胤禛即位后所创制的奥密建储轨制绾合起来。推敲其华夏因，由于通告六合的雍正遗诏、乾隆传位诏与嘉庆遗诏里，都曾经了了派遣以密匣立储安排皇位袭取东谈主选，举例雍正遗诏即昭告六合：在雍正元年八月间，雍正于干清宫召见诸王满汉大臣「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储藏于干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对雍正朝之后的社会众人而言，清朝执行奥密建储，并非局囿于宫廷里的奥密，而是家喻户晓的轨制。仅仅一般东谈主不势必了了奥密建储实为雍正初年的独创。一些联想力丰富的稗官演义奇文轶事将奥密建储之制和雍正矫诏继位两事巧妙地杂揉一谈，于是故事越演越离奇。[64]
雍正皇帝其后选定相等期间对曾静一案进行相等处理，款式上他以九五之尊降谕诘讯曾静，本质上借题推崇，俨然以被告的因素响应曾静引述传闻中的多样指控，不厌其烦地逐一辩解。其后更将联系谕旨与曾静的口供聚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明令「颁布六合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念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可见雍正处心积虑地想将流布的传言拔本塞原。[65] 在诘讯曾静的进程中，雍正特别为我方继位不当的传闻冷漠辩解：
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昆仲之上，宫中何东谈主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昆仲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昆仲皆垂头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禵，隆科多更变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禵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66]
言下之意，雍正看成康熙心属继位东谈主选，不仅有赶紧宣读的遗诏看成物证，也有凝听的列位皇子可为东谈主证。而在《大义觉迷录》首卷著录的谕旨里，雍正又费尽篇幅，不仅自夸从小如何深蒙「皇考慈悲」，其诚孝屡得康熙恩谕的嘉许，更追忆康熙崩殂当天的景况：在他尚未抵达畅春园之前，康熙已命允祉等七位皇子和其时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阐明宣谕：「皇四子东谈主品难得，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按：在《大义觉迷录》通盘引文中均未直呼皇四子名讳）比及当天晚上康熙「龙御上宾」后，隆科多更矜重宣布「皇考遗诏」。[67]雍正强?#123;，昆仲中如阿其那（即允禩）、塞念念黑（即允禟）等东谈主「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在康熙大渐之际，事关皇位授受，幸好有此「遗诏」，才让这些觊觎储位的皇子「帖无一语、垂头臣伏」。[68] 依照雍正的申辩，东谈主证、物证一应俱全，其得位的正直性岂容置疑？
雍正雷厉风行地将曾静的口供与他的审讯/辩解合刊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六合，并令寰球各地宣讲，其办法恰是要透顶将联系他得位不正的?#123;言，进行地毯式的厘清与消毒，力争定?#123;对于他正直继位的历史顾忌。在《大义觉迷录》里，雍正一再辩称诸皇子在康熙病榻前「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逮至康熙宾天后隆科多又当众宣布「皇考遗诏」，雍正如斯使用「遗诏」一词，颇有蹊跷，难免有沾污众人视听之嫌。因为对六合臣民而言，只消一种版块的康熙遗诏，那就是康熙宾天后「通告六合，咸使闻知」的那份遗诏，而世宗在雍正八年苦心孤诣刊布《大义觉迷录》，并令六合臣民凝听宣讲，其所预设的的读者或听众，自必以为其所指证百里挑一的遗诏，恰是康熙六十一年六合所共闻共知的那份遗诏。雍正显著成心借用颁布六合的「遗诏」看成根据，让读者误以为那份遗诏是康熙临终前所钦定，况兼明言将皇位寄托给「东谈主品难得，深肖朕躬」的胤禛。值得在意的是，尽管联系的证据炫夸雍正在发行的《大义觉迷录》中确有沾污视听的辩词，但据此并不足以推翻雍正继位的正直性。可以细则的是：雍正在康熙急遽之间入承大统，各地质疑声浪此起彼伏，而他只可反复借助东谈主所共知的遗诏，为其正直性进行申辩。
只不外雍正的清晰徒启读者更多的疑点，东谈主们并未认真看待他在书中匪面命之的辩白，也意外深究曾静经过雍正的「大义觉迷」之后所写的长篇悔悟之论，反而对雍正在为我方申辩时所引述的各样蜚语坏话，再三玩味，?#123;添更多的联想空间，也加快坏话的漫步。无怪乎，当乾隆登基之后，便立即选定刑部尚书徐本（1683-1747）的建议，明令地方停讲《大义觉迷录》，畴昔颁发的原书则由各省督抚辘集缴还礼部。[69]
关联词乾隆毕竟也只可收缴《大义觉迷录》的纸本记载，无法回收一般民间的集体顾忌。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臣李◆（左「土」右「甲」；1737-1795）在其《燕行记事．闻见杂记》里，虽也在意到《大义觉迷录》的发行，但是当说起雍正继位一案，显著他并未采纳雍正尽心「觉迷」的辩辞，而仍以曾静「执迷」前所传述的坏话为基?#123;：
雍正即康熙之第四子，其名允祯，戊午生。康熙诸子甚多，而德妃生二子，长即雍正，序居四；其次即十四王允禛，以大将军出征西挞。雍正少无德望，允禛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而康熙死，二三大臣称以遗诏拥立允祯，物情多惑，其遗诏曰：「传于四王允祯。」东谈主皆疑之，以「于」字本是「十」字，而矫加一画于其上，允禛之「真」字上面「十」字改作「卜」字。[70]
李◆（左「土」右「甲」）不仅将雍正的「胤」字误作「允」字，况兼和皇十四子的名讳互相沾污，如斯诞妄似乎匪夷所念念。但仔细推敲其因，之是以会将雍正名讳误为「允祯」，可能是因为《大义觉迷录》并未平直说起雍正的名讳，而雍正诸昆仲早因避雍正名字中「胤」字之讳改为「允」字，如「允禩」、「允禟」等。读过《大义觉迷录》的李◆（左「土」右「甲」）或其它朝鲜士东谈主不求甚解，天然对雍正名字的发音有所听闻，但不势必确切知谈汉字的笔画写法，于是反而以雍正诸昆仲的辈字，推敲雍正的真名。
至于雍正名字的写法，独一见诸官方翰墨的，等于颁布六合的康熙遗诏。不仅是民初的演义演义，甚而连雍正、乾隆两朝的朝鲜文献中，大都将雍正的名讳「胤禛」误植为「胤祯」，甚或是「允祯」，而现代学者多以笔误视之。但是一般众东谈主对雍正名讳，就怕只消从颁布六合的康熙遗诏，或能有所听闻。不外即使有东谈主细读康熙遗诏的原件，就怕也不势必正确意志「胤鞬」的写法。就现有的康熙遗诏而言，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研究所庋藏的康熙遗诏各有一份是写稿「鞬」字无误，但也各有一份的「禛」字竟作「 」[FM1] 字，右边偏旁的「真」中间仅有两画，而上面「十」字写成「 」[FM2] ，反而近似「祯」字（参见附图一）。[71] 天然，如果第一份制作的康熙遗诏曾经上呈雍正寓目钦定，那份遗诏应该不会出现误植雍正皇帝名讳的情形，但礼部笔帖式据此第一份遗诏进行多本复制时，传抄进程中出现阙笔的纰缪，而未校定改正，似乎令东谈主匪夷所念念，但检诸现有的遗诏，却是不争的事实。不管如何，如果连部分盖有「皇帝之宝」的原件中都出现「鞬」字误写成近似「祯」的「 」[FM3] 字，遑论依此正本诏书接续进行复制誊黄副本，曲折颁布到地方后，听读遗诏的东谈主们以谣传讹，若有东谈主添附联想，天然不足为奇。其时朝鲜使臣所读到的遗诏，极可能等于有笔误的诏书，无怪乎大部分的朝鲜文献都写稿「祯」字。否则，传闻的东谈主若知谈雍正的名字是「胤禛」而非「胤祯」的话，那改诏的说法反而会变得更具劝服力，毕竟将「祯」字添增笔画改为「禛」字，要比将「禛」字减抹笔画而变成「祯」字容易很多。[72]
民间神话将康熙遗诏与建储密旨加以预见逸想，将雍正名讳误记为「祯」字，并又揣摩各样改诏篡位的可能，与其说这些记载是民初演义家的口耳之学，毋宁说是畴昔被官方泰斗所管控的历史顾忌，片片断段地被再行考掘或拼集出来。这些历史顾忌天然包括了官耿直式管谈所传布的音书，如当初通告六合的遗诏与一度在地方宣讲的《大义觉迷录》，天然也掺杂民间自行一再演绎的传闻故实。而在再行考掘与拼集的进程中，召唤这些本来等于败坏的历史顾忌，难免会经过各样加工的功课：史实的误判、时间的错置与联想的添附。
独一可以细则的是：即使雍正苦心孤诣地动员通盘的力量，试图定?#123;对于其应天承运的历史顾忌，但是当先颁布中外的康熙遗诏既无法为他的正直性背书，其后在各地宣讲的《大义觉迷录》也不行杜芸芸众生悠悠之口。可见集体的历史顾忌，尽管可能悖离或扭曲史实，却总带着高度的聘用性，即使经过政治威权的高度贬抑或刻意型塑，仍自成一套养殖与?#123;节的逻辑，况兼断然稀奇。
结语
清朝遗诏的制作是在入主华夏之后承袭汉族旧制，或可视为从部族政权过渡到帝国体制的关键计划。清军入关，准备南下一举和解中国，在对南边诸省的檄文之中，以未奉崇祯遗诏为由，质疑南明政府的正当性，因此入主华夏后的清朝当必选定遗诏的款式宣示其政权的承祧。即使顺治无法亲自参与我方遗诏的拟定，清廷就怕也要制造出一份遗诏公告六合。透过遗诏的制作、颁布，以及所配应举行的大丧礼节，无疑是向六合展示皇权正宗的赓续络续。
究其实，遗诏已是权柄分拨或搏斗底定之后的产物，因此从现有的康熙遗诏来清亮雍正继位之谜，无异井中求火。若要清晰雍恰是否矫诏的传言，天然最平直的方法等于检核原始的遗诏文献。但是如果康熙临终前压根莫得翰墨款式的遗诏派遣皇位袭取的问题，天然莫得后东谈主在遗诏原件上进行翰墨改削的问题，最多只消口传谕旨在转述的进程中是否如实传果然问题。至于其后颁布六合的遗诏，不外是其后加工的居品。归根结柢，现有通盘康熙遗诏的原件永远都无法解答雍正究竟是「奉天」如故「承运」。
康熙无疑是有清一代对其遗诏内容构念念最久、筹谋最力的皇帝。康熙五十六年的长篇面谕，其办法即是预先预报畴昔一般皇帝所婉词的遗诏。暂时撇开皇位袭取的问题，该面谕所试图擘划的遗诏内容，主要意在进行自我的历史定位，可说是一种自传式文学的「墓志铭」。
梁启超（1873-1929）在其〈新史学〉（1902）文中曾经激进地批判：「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支辛勤。」并以为中国畴昔的历史册写「质而言之，则合普遍之墓志铭而成耳。」[73] 揆诸清帝遗诏的内容，如果去头去尾，略去莫得颁布遗诏的建国太祖、太宗，以及一火国的溥仪，当中九位皇帝的遗诏（包括乾隆的遗诰）何尝不是一朝朝连篇接续拼缀而成的清代墓志铭。除了宣布袭取皇权的东谈主选外，并向六合布达一朝治绩的追忆与政局的预测，犹如有清一代政治史跑马观花的裁剪。天然，清朝历代皇帝的遗诏不可一概而论。嘉庆以前所颁布六合的遗诏，即使未经故去的皇帝寓目钦定，但在皇帝生前多已预作安排，因此遗诏的内容彷佛有大行皇帝的「神御」蒙眬作祟其间。如果遗诏犹如君主自我盖棺论定的自传，那么早期看成传主的皇帝，其个东谈主颜色定位了历史基?#123;，遗诏成了祖先家法。迨嘉庆之后，遗诏多由臣工裁剪其在位治绩而成，皇帝本人的东谈主格特色险些被集体历史功过所掩覆，遗诏的书写多流于僵化的款式套语。比较清代历任皇帝身后遗诏的制作，似乎具体而微地反应出从早期干纲独断的威权总揽转向轨范化官僚运作的演变轨迹。尽料表面上，在帝制中国里皇帝个东谈主的意志泰斗卓然杰出国度既定的成文法典，清初皇帝确多有心借着遗诏的款式延续其身后的影响力，关联词到其后皇权日益衰弛，遗诏的制作不外是借用皇帝的表面派遣政统的赓续。
天然，历史上莫得任何政权可以一直应天承运，百世不祧。帝制中国的终末一份遗诏是奉光绪皇帝之名颁布六合。[74] 在遗诏的末尾，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口气期许京外文武臣工，务必「精白乃心，撤销积习」，依谕旨所示，按照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预定在九年以后完确立宪，以克终其「未竟之志」。
这部一九○九年「皇帝诏曰」的遗命，其宣示改革以安抚民意的宅心昭然若揭：清廷但愿透过「通告六合」的机制，使得中外众东谈主「咸使闻知」其迈向宪政的决心，是时君主立宪无疑已成为清廷补偏救弊的终末前途。[75] 只不外，高蹈的立宪逸想难免玄远，而九年预备的时程毕竟太长，积郁经年的中国早已民道理变，岂容听凭清朝接续「应天承运」下去。
跋文：本文构念念进程中，曾蒙庄吉发先生贯注教唆指点，笔者研习满文的麤浅学问与浓厚意思，实得自庄先生的启迪。另在档案史料的搜罗整理上，史语所明清档案室的工作同仁，以及颜秀慧、简志仲与贺香绫等同学提供各样协助；两位匿名审查先生对本文的更正冷漠极为宝贵的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1] 案：传统官方用语极尽曲承尊君能事，即如东谈主生一死，在君主则每以婉辞状述其从「不豫」、「大渐」到「宾天」的进程，笔者因行文便捷，多沿用未改。另：尽管鲜有东谈主以「天命」代称太祖努尔哈赤，以「天聪」或「崇德」代指太宗皇太极，但世习多以清帝年号代称其名讳或庙号，如以康熙称圣祖玄烨、以雍正称世宗胤禛等等。本文在其继位前直呼名讳，登基后则以惯用的年号或庙号代称。孔复礼闇练（Philip A. Kuhn）在其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叫魂》）一书中，以「弘历」称「乾隆」。他了解直呼皇帝名讳为其时禁忌，但也辩称其时东谈主不会以「乾隆」名称在位的皇帝。见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 note 5， 235-236。这种说法也许不尽正确，至少其时朝鲜文献中就以大清国的年号指称皇帝，包括其时在位的皇帝。
[2] 学界对于雍正继位正当性的课题聚讼经年，众说纷纭，没衷一是。冯尔康先生在《雍正继位之谜》一书中曾将诸家异说进行一针见血的分类整理，可供参考。见冯尔康，《雍正继位之谜》（台北：云龙出书社，1997），1~14。
[3] 故事的原文是：「（玄烨于康熙）六十一年冬，将赴南苑行猎，适疾作，回驻畅春园，急切时，手简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成大统。』十四皇子者，允禵也，英明英毅，尝统帅西征，甚得西北东谈主心，故玄烨欲立，而卒为其兄胤祯所攫。胤祯盖侦得遗诏所在，欲私改『十』为『第』字，遂以一东谈主入畅春园侍疾，而尽屏诸手足，不许入内。时玄烨已昏厥矣，良晌，忽长远，见胤祯一东谈主在侧，询之，知被卖，乃盛怒，投枕击之，不中，胤祯即跪而谢罪。不多，遂宣言玄烨死矣。胤祯袭位，改元雍正，以后凡宫中文告，遇数量字，饬必大写，亦其挈矩之一端也。或曰：窃诏改窜之策，年羹尧实主办之。盖胤祯之母，先私于羹尧，入宫八月，而生胤祯。至是，乃窃诏改窜，令为六合主。故当雍正期间，羹尧权倾朝右，而卒以罪诛，说者比之吕不韦云。」见天嘏，《满清外史．上卷》（上海：新中国典籍局，1914），11。姑无论雍正矫诏一事真假如何，这段叙述中不少地方与基本史实有所抗击，而行文中径将雍正名讳「胤禛」误作念「胤祯」，险些是民初演义演义通见的诞妄。另可见汉史氏述，《满清兴一火史》（上海：新中国典籍局，1914），第卅二节「胤禛〔祯〕之疏忌骨血」，目次作「胤禛」，但内文「胤禛」与「胤祯」杂费，皆指雍正皇帝，见页17。惟天嘏《满清外史》的目次虽用「胤禛」，但内文皆用「胤祯」。殊不知「胤祯」实是皇十四子允禵的真名，与胤禛同母所生，胤禛即位后，昆仲中除皇十三子胤祥外，其它皇子的「胤」字皆护讳改为「允」字，而皇十四子胤祯则改为『允禵』。另外年羹尧（1679-1726）的年事其实比胤禛为小，演义将年羹尧与胤禛的关系，与传闻吕不韦私生秦王嬴政一事互相比较，殊为不伦。
[4] 蔡东藩，《清史庞杂演义》重印本（台北：地球出书社，1982），247-248。
[5] 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北京：光明日报出书社，1997），302。
[6] 雍正我便捷曾阐明浮现：「自雍正元年以来，谣传逆党之言是朕之失德备闻于耳，而阿其那贤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传位允禵之事亦入于耳。」见《大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书社，出书年不祥），卷2，页268。
[7] 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同文汇考补编．使臣别单》（肃兰：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卷4，页1633。
[8] 见《（朝鲜李朝）景宗大王实录》（日本昭和七年〔1932〕，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景印李朝实录太白山本），卷13，「景宗三年九月癸未」条，页8。不外李樴本东谈主对雍正的印象显著可以，他在雍正引见时，「不雅其风景英发，语音洪亮，侍卫颇严肃，且都下东谈主民妥帖，似无旦夕危疑之虑矣。」可见雍正继位后，纵有坏话潜布，但京城的政治步骤乃在雍正全都掌控之中。
[9] 对于曾静一案，论者极伙。新近Jonathan D. Spence（史景迁）以其擅长的叙事笔法细绎该案一脉相承，参见Jonathan D.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N.Y.: Viking， 2001)。
[10] 曾静便曾转述昔日在湖南听闻的传言：「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现在」。见《大义觉迷录》，卷3，页350。
[11] 《大义觉迷录》，卷3，页352，他们甚而传言「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东谈主参汤，不知如何，圣祖就崩了?#123;，皇上就登了位」。
[12] 冯尔康，《雍正继位之谜》，142-143。
[13] 明．徐阶，《世经堂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尊荣文化作事，1997），册79，卷5，页439。
[14] 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台北：三民书局，1989），卷25，〈独孤生归程闹梦〉，503。
[15] 《太祖高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0，页142。
[16] 《太宗文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65，页911。
[17] 《圣祖仁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页40。
[18] 王熙，《王文靖公集．年谱》，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214 ，页752-753。王熙况兼还为四位辅政大臣撰写誓文。
[19] 孟森先生以为顺治?#123;后所颁布六合的遗诏，是照旧过皇太后及诸王预计改订，而非原诏，以为「遗诏胪列罪己各款，如昵近阉宦、内宠逾制，皆世祖所不行自克者，故知原诏文未势必也。」见〈世祖披缁事考实〉，收于《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226。其后康熙即位月余，朝廷即行斥革十三衙门、诛除寺东谈主吴良辅。
[2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页41。
[21] 杨启樵先生在〈康熙遗诏与雍正践祚〉一文中曾说起顺治遗诏「胪列十三项愆尤」，恐是笔误，应是十四条。见杨启樵，〈康熙遗诏与雍正践祚〉，《揭开雍正皇帝隐密的面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102-104。
[22] 举例「过求永生，遂致奸东谈主乘机诳惑」、「祷祠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朝讲之仪久废」等。参见《明世宗实录》，卷566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十五日）。对于明朝历代皇帝遗诏，可参见张哲郎，〈从明代皇帝之即位诏及遗诏论明代政权之挪动〉（上），《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期（1997，台北），7-34；〈从明代皇帝之即位诏及遗诏论明代政权之挪动〉（下），《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5期（1998，台北），1-27。
[2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75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二十一日），页695-697。
[24] 王锺翰先生曾以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原件与《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载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谕对比，以为两者几近重叠，足以评释圣祖遗诏乃「世宗一手遮天更变而成」。见王锺翰，〈清圣祖遗诏考辨〉，收入氏着，《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书社，1997），307-329。杨启樵先生对王氏之论有所驳倒，以为遗诏出于新君之手，乃是历朝惯例，不足以据此判断雍正篡位与否，见前引杨启樵，〈康熙遗诏与雍正践祚〉一文。杨先生后又撰文重申反对主张：〈论康熙传位与雍正遗诏〉，《古今论衡》5期（2000 ，台北），130-138。
[25] 有诗可稽。如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二十三日作〉：「山庄逢国忌，默处罢游歌。此日终身恨，流阴睫眼过。谒陵方在即，存剑竟如何？遗诏重庄诵，心知愧处多。」《御制诗集．二集》，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册1302-1311 ，卷20，页11。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二十三日作〉：「礼称无须志终身，八月西风最怆神。遗诏从新十六复，难言无忝诲谆谆。」《御制诗集．二集》，卷30，页12-13。乾隆廿四年（1759）〈八月二十三日皇考忌辰作〉：「二纪倐成昔，一悲直于今。北来秋序每，南望白云深。善继曾何有，时念念益弗禁。从新读遗诏，敢不励初心」。并有注：「子小子每值皇考忌辰必盥手恭读遗诏一过，志不忘也。」《御制诗集．二集》，卷90，页3。乾隆廿六年（1761）〈八月二十三日作〉：「鼎湖缥渺隔云天，瞥眼攀髯廿六年，遗诏墨光如昨日，一番开读一潸然。」《御制诗集．三集》，卷16，页17-18。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二十三日皇考忌辰书怀〉：「遗诏钦循三十年，初心益励益酸然。至于陨越幸无耳，以曰显承何有焉。敷政真惭仁必世，抚时惟觉逝如川。神驰閟寝遥瞻礼，祗恨重重隔岭烟。」《御制诗集．三集》，卷52，页11-12。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二十三日作〉：「三十三畨诵遗诏，五旬八岁似亲年。如何便弃臣民去，痛处烦懑仰望天。」《御制诗集．三集》，卷76，页23。乾隆五十年（1785）〈木兰行围即事杂咏八首〉之五亦有「朝来南望不堪悲，罢猎年年驻跸斯。遗诏钦瞻五十度。觐扬何有致雍熙。」并注云：「八月二十三为皇考忌辰，向年是日罢围驻跸。率值此乌喇岱营。自雍正十三年乙卯于今岁乙巳凡五十年。仰惟付托之重，每遇忌辰，必钦诵遗诏以伸永慕，以励惕干。」《御制诗集．五集》，卷18，页22。乾隆五十五年（1790）〈恭遇皇考忌辰安佑宫见礼有作积年秋狝木兰此日率于行宫南望展拜本年园居得于安佑宫见礼即境回念念益深颓落〉：「园居恰值忌辰日，追想呼天即地临，五十五番遗诏读。倏如刹那迅光阴。」《御制诗集．五集》，卷60，页7。
[26]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59，页955。现有雍正遗诏原件有三件：一件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满中文皆极端完整。两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研究所，编号038248以及038236，较为贬抑。
[27] 举例冯尔康先生即论「乾隆即位，颁布雍正遗诏，增添对于政纲的内容，如说原来实行严厉政治，嗣君要实行宽严相投的策略，这些话是乾隆的道理。」见《雍正继位之谜》，91。并见其《雍正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630。另杨启樵先生也以为：遗诏中所云当年为整饬东谈主心，执行峻法，原是暂时的措置，今后应放宽云云，「当是嗣主乾隆与众大臣酌量后拟成」，见杨启樵，〈康熙遗诏与雍正践祚〉，104。又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天津：百花文艺出书社，2004），17-18。
[28] 乾隆（弘历），《御制文初集．圣德神功碑》，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301，卷15，页14。
[29] 张廷玉，《澄怀主东谈主自订年谱》（张廷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2，32。
[30] 张廷玉，《澄怀主东谈主自订年谱》，卷3，53-54。
[31] 学者多以为这份密旨内容与雍正元年放在正大光明殿后的传位密旨相通。举例杨启樵，《雍正帝偏激密折轨制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1），280-281。又见冯尔康，《雍正传》，628。
[32] 张廷玉，《澄怀主东谈主自订年谱》，卷3，54。
[33] 张廷玉，《澄怀主东谈主自订年谱》，卷3，55。
[34] 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页145-146。另张廷玉自订年谱有较详备的记载，见《澄怀主东谈主自订年谱》，卷3，54-55。
[35] 鄂容安等撰，《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鄂尔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3），116。
[36] 乾隆，〈丙辰元日传位子皇帝并却上尊号诏〉，《御制文集．余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301，页686。
[37] 此与明代官通告有所不同：明代皇太后和皇帝一样享有颁「诏」的权柄，参见申时行编，《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 ，万历朝重修本），卷97，页542。
[38] 民国初年仓促间所编拟的《清史稿》里数次将乾隆崩殂后所颁行的「大行太上皇帝遗诰」误植为「遗诏」，此等谬误概况是袭自《嘉庆实录》而来，见觉罗勒德洪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实录》（台北：华联出书社，1964），卷37载「钦奉皇考遗诏」（页7）；又卷42有「前赴朝鲜，恭颁大行太上皇帝遗诏」（页23）。比对《嘉庆朝起居注》所载，明确使用「遗诰」一词，《起居注》较《实录》靠近史实，此亦一证。检视史语所庋藏嘉庆四年其时各省申报的题本，亦明言所接领的是「大行太上皇帝遗诰」。
[39] 见托津等东谈主奏折（嘉庆廿五年九月初七），《嘉庆谈光两向上谕档》，册25，编号1146，页408。
[40] 嘉庆廿五年九月初九作念出裁决：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各降四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卢荫溥与文孚则仍留军机处行走，各降五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见《嘉庆谈光两向上谕档》，册25，编号1158，页411。
[41] 起居注的真实性亦可见一斑。
[42] 昆冈等奉敕撰，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卷456，页14。
[4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6，〈礼部．颁诏〉，页1-3。
[44] 参见《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页34。
[4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9，页6-7。
[46] 例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64，页10-11；卷467，页7。
[47] 《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7，嘉庆四年元月丁卯，页418。
[4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64 ，页11。
[49]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69，页11。
[50] 是时乃服完孝恭仁皇后的三年丧期。《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7 ，页9。
[5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页163。
[52] 参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61，页11；卷467 ，页11；卷469，页3、8-9；卷473，页11。
[53] 《清代起居注．光绪朝》，册80，页40428-40430。
[54] 《清会典事例》，卷316，〈礼部二七．颁诏．颁诏事宜〉，页721b-722a。不外《清会典事例》中〈礼部．颁诏事宜〉所载录康熙四十二年的礼貌中，「河谈总督、河南、山西」等地的时限是「二旬日」，但是在同书〈吏部．刑事工作例〉里相同援用康熙四十二年的礼貌却作「河南、山西、河谈总督，限三旬日」，可见两者应有一处误植。笔者遂检索〈兵部．邮政．程限〉中所摆设各省距京程途，比较遐迩，发现〈礼部．颁诏事宜〉所载应是笔误，〈吏部．刑事工作例〉所载「三旬日」是正确的。
[5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6 ，页725。另史语所藏有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之文献可供根据，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编号148721。
[56] 杨启樵先生以为其时大幅的康熙遗诏就只消现有于世的四份，此论就怕不符历史实情。见杨启樵，〈论康熙传位与雍正遗诏〉，133。
[5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46，页9-10。
[5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6，页15-16。
[59] 根据军机处字寄闽浙总督董教增（1750-1822）、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云贵总督庆保（1759-1833）、福建巡抚韩克均（1765-1840）、广东巡抚康绍镛（1770-1834）、广西巡抚赵慎畛（1762-1826）和云南巡抚史致光（?-1828）：「皇考大行皇帝遗诏前经须发直省外藩，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朕恭读之下，末有皇降生避暑山庄之语，系军机大臣拟缮诞妄，当经降旨宣示中外，通盘颁发琉球、暹罗、越南、缅甸四国遗诏应由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转发，算计程期，此前卫未行抵该省，着谕知各该督抚暂将颁往四国遗诏敬谨存留，该省俟更正发往后，再由该督抚转发，仍将原奉遗诏缴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参见《嘉庆谈光两向上谕档》，册25，编号1156，页410。
[6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丧礼》，卷456，页14-15。
[61] 举例「哭临三日」与一般军民男女「素服十三日」的礼貌，基本上与《明会典》所载一致。见《明会典．大丧礼》，卷96，页542。
[62] 对于儒生藉由哭庙进行庆典性的抗议，可参考陈国栋先生精彩的析论：陈国栋，〈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新史学》3卷1期（1992，台北），69-94。
[63] 联系记载并见《辛丑纪闻》及《哭庙记略》，同收入《中国野史集成》（成都：巴蜀书社，1997），册39，302 、310-311。按：王应奎（1683-1760 ?）《柳南杂文》与梁章巨（1775-1849）《归田琐记》同载：「大行皇帝〔世庙〕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犯警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东谈主。未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东谈主，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参见王应奎，《柳南杂文》（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3，46-47 ；梁章巨，《归田琐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7，134。两者记载重叠，但皆半信半疑，似乎都以为诸生是在顺治遗诏抵达确当天便张开抗议活动，第二天又到文庙聚首活动，就怕与事实有所收支。诸生虽成心期骗遗诏颁布的时机抗议不公，但不至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都不顾哭临三日的丧礼礼貌。应以《辛丑纪闻》及《哭庙记略》所载为据。另因此案遭到处决的生员中，有以评点《三国》、《西厢》与《水浒》等演义名世的才子金圣叹（1608-1661）。对于其行谊及参与哭庙案的经过，可参见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4] 举例现代演义家二月河在其对于雍正王朝的系列演义中，虽以为雍正乃承旨正当继位，并无矫诏事实，但也指证百里挑一浮现康熙传位给胤禛的诏书，是由方苞（1668-1749）亲手密缄，藏于干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头。况兼也指证「康熙皇帝洋洋数万言的遗诏」，就是由方苞「逐字逐句润色出来的」。见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夺嫡》（武汉：长江文艺出书社，1993），162。其实康熙遗诏与清朝其它皇帝的遗诏相比如实极端之长，不外也只消一千两百多字。
[65] 雍正上谕：「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逐一刊刻通行，颁布六合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念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本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东谈主东谈主不雅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见《大义觉迷录》，卷1，页25。
[66] 《大义觉迷录》，卷3，页358。
[67] 按：雍正九年修定的《圣祖仁皇帝实录》和乾隆六年纂成的《世宗宪皇帝实录》基本上不出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这段证词。据《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着派公吴尔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佑、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东谈主品难得，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卷300，页901。《世宗宪皇帝实录》则载：「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丑刻。圣祖疾大渐。遣官驰召上于斋所。且令速至。随召诚亲王允祉、淳郡王允佑、多罗贝勒允禩、固山贝子允禟、敦郡王允?、固山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谕曰：『皇四子胤禛东谈主品难得，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登基，即皇帝位。』上闻召驰至。趋进寝宫。圣祖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上问安，进见五次。戌刻，圣祖宾天。上哀吊号呼，擗踊不已。尚书隆科多进曰：『大行皇帝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上恸哭仆地。良久乃起。趋至御榻前，抚足大恸。亲为圣祖更衣。」卷1，页31。与《大义觉迷录》相较，《圣祖仁皇帝实录》多了「胤禛三次进见问安」的情节，而《世宗宪皇帝实录》更加多了「进见五次」的记载，显著意在增饰康熙雍正的密切互动关系。不外两者都未载康熙「龙御上宾」后，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的这段情节。
[68] 《大义觉迷录》，卷1，页35。另对于康熙八子胤禩和九子胤禟更名为阿其那（Akina）和塞念念黑（Seshe）一案，陈寅恪于一九四三年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一书作序时即曾指出：「不管阿其那和塞念念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世宗亦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东谈主之理」，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台北：里仁书局，1981），242-244。王锺翰于其《清史余考》（沈阳：辽宁大学出书社，2001）一书中除收录其三篇论文外，并收录其它学者联系论文，可一并参考。
[69]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雍正十三年十月下，页238b。
[70] 李◆（左「土」右「甲」），《燕行记事．闻见杂记下》，收入《燕行录选集下》（肃兰：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页682。另从此段引文，亦可见朝鲜士东谈主也用年号指称帝名。
[71] 笔者特别感谢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准予摄制馆藏两份康熙遗诏的原件。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研究所庋藏的两份康熙遗诏更已制成数字化影像，研究者可期骗因特网平直检索，极为便利。
[72] 将雍正名字中的「禛」字误植为「祯」字，即在现代学者的联系论著或是史料编纂中，竟也百花齐放。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研究所编印之《明清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讲话研究所，1986），在著录馆藏两份康熙遗诏时，便曾误将「胤禛」印成「胤祯」，见册39，目次页18。惟经笔者指出，日前历史讲话研究所正持续建构中的数字化档案目次里，已将登录数据改正。此外现代清史名家韦庆远先生在〈论雍干轮流与治谈同异〉一文中，也将雍正「胤禛」误作「胤祯」，见《明清史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5），195。不外这些应该都是印刷或文稿校对时的疏失。
[7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新史学》（台北：里仁书局，2000），5。
[74] 清朝终末一任皇帝溥仪，曾经坦承花了泰半辈子致力将我方改形成为一个普通的老子民，仅仅皇帝这个旧因素终究是他一世挥之不去的暗影。在他临终前，帝制的中国早已几经更动与目田的浸礼，溥仪莫得制作遗诏的需要，尽可向成婚五年多的夫人作最东谈主性的广告。依照夫人李淑贤的回忆，溥仪临终前最牵挂的两件事：第一是抱歉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好梗阻易将他这样一个「纯正的封建总揽者」，改形成了一个「纯正的公民」，关联词他却「没给党作念什么工作」；第二就是抱歉夫人，他说：「我年岁大，又莫得钱，从各方面来说都很抱歉你。你的肉体很不好，也没给你留住什么东西，现在又是文化革射中，莫得我了，你如何办？谁能管你？我最不定心的就是你啊！」见李淑贤忆述，王庆祥撰写，《我的丈夫溥仪》（北京：东方出书社，1999），188。溥仪这番遗言情真意切，天然感东谈主。吊诡的是，这段临终的广告之是以会被记录下来，就怕不是因为留住遗言的东谈主终于成了一位「纯正的公民」，而是他曾经是一位「纯正的封建总揽者」。
[75] 对于晚清立宪畅通的发展始末，可参考古伟瀛先生阐论精到的专著：《清廷的立宪畅通（1905-1911）：处理变局的终末抉择》（台北：知心出书社，1989）。
此文刊布于《台大历史学报》2004年6月之第33期校园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