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王门后学，王畿、王艮、李贽等对心学又有新的和洽与阐扬，或主张“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管，凡事只依甘心而行，即是大丈夫”，“平时仅仅纵情而行，纯任当然，便谓之谈。……凡先儒见闻，有趣关节，皆足以障谈”（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或笃定东谈主欲、张扬个性，以为“苍生日用即谈”（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东谈主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夫天生一东谈主，自有一东谈主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此后足也”（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等等。

  王阳明相称门东谈主创立的“心学”在社会上普通传播，以至于“嘉、隆此后，信托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东谈主矣”（《明史·儒林传序》），从而有劲地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帅，冲击了圣贤经传的纯净地位，在客不雅上隆起了东谈主在谈德履行中的主不雅能动性，促发了东谈主的自我意志的醒觉，在晚明掀翻了一场笃定情面东谈主欲、张扬个性摆脱的文艺思潮。以李贽、汤显祖、袁宏谈、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大都文东谈主，不仅化良知为童心，标举童心即真心（李贽《童心说》），倡言“世总为情”“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寄达不雅》），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谈《叙小修诗》），还主动以化俗为己任，积极愚弄“愚夫愚妇”喜爱的浅显演义来教学全球，指出“以浅显谕东谈主，名曰演义”（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陈继儒《〈唐书演义〉序》），“浅显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籍史传之穷”（冯梦龙《警世通言叙》），致使以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也不如演义“捷且深”（冯梦龙《古今演义序》）。因此，他们纷繁过问到浅显演义的编创与评点中，从而有劲地股东了明清演义的鼎沸发展。

  彼时，受阳明“心学”影响最较着的，莫过于以《西纪行》为代表的神魔演义创作。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西纪行》问世。该演义侈谈神魔之争，艺术描述“曼衍虚诞”，引起了众东谈主极大的阅读兴味。慧心的读者很快发现，该演义蕴含了丰富的“心学”元素，指出它“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纵容，上寰宇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镇定之喻，非浪作也”（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而书中所写的魔怪，则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倒置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陈元之《西纪行序》），致使以为“心生各样魔生，心灭各样魔灭”，就是一部《西纪行》的宗旨（《李卓吾先生月旦西纪行》第十三回总评），《西纪行》旨在申诉涵养心性、征服魔障之理（袁于令《西纪行题词》）。可见，在一些明代文东谈主看来，《西纪行》名义上写的是神魔之争，骨子上隐含的却是一门修心真金不怕火性的常识。

  揆诸《西纪行》所写，明代东谈主的意见也确有依据。在演义中，作家就常用“心猿”来指称孙悟空。孙悟空的心路历程，隐喻的就是心性修皆的经由。其中，大闹玉阙，是“心何足”“意未宁”，压于两界山下，是“定心猿”，到西天取经，则是“心猿反正”。而妖魔则是修心的断绝，所谓“菩萨、妖精，总在一念之间”“心生，各样魔生；心灭，各样魔灭”，取经途中的各样妖魔，即“泰半起自心理或生理的形式，一方面由于感官劝诫的松手，导致主不雅意志的失实判断，因而产生各样假象，劝诱了甘心；另一方面，又由于生理欲求与心理之间的矛盾，使东谈主犹豫于满足与割舍之间，故纷繁劫难不易摆脱”（吴璧雍《从习惯有趣到文东谈主意志的参与》）。如演义第十四回，写孙悟空打死了六个剪径的蟊贼：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这骨子上就是舍弃“六欲”对取经的骚动。第五十七、五十八回，又写了一个真假好意思猴王的故事，隐喻在修心的经由中，心灵或然会受两种相互冲突的意念困扰，从而迷失了主见，不知何去何从，因此独一“剪断二心”“勠力齐心”，才智修成正果。在演义中，作家为了泄漏“心猿反正”的总体预计打算，还让孙悟空时常地向唐僧径直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谈：“只须你见性志诚，思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悟空还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示唐僧：“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东谈主东谈主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顿使唐僧明了：“千经万典，也仅仅修心。”可见《西纪行》在总体上自愿地宣扬了“修心真金不怕火性”的“心性之学”。而这与阳明“心学”主张的“灭心中贼”“致良知”无疑是息息有关的，在一定真义上，也不错说《西纪行》所写的以心降魔，是对阳明心学的天真解释。

  《西纪行》创作与评点中彰显的“心性之学”，对其后的神魔演义创作产生了径直影响。举例《西纪行》的三部续书《续西纪行》《后西纪行》《西游补》以及《三教开迷反正演义》《扫魅敦伦东度记》等演义的创作，就较着受到了《西纪行》“以心降魔”构思的启发。

  《续西纪行》主要围绕东谈主的“机变节”大作念著述，以为“妖魔老是机心惹”，提议“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书中阐说各样妖妖魔魅，都由“机变节”产生，进一步演绎了《西纪行》所说的“心生各样魔生，心灭各样魔灭”的禅机妙悟。

  《西游补》也相似演绎“修心摄魔”的礼貌，不外，作家重在写心猿历情劫、反正途，以为“悟通正途，必先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全国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谈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情之魔东谈主，无形无声，不识不知……若一入而决不成出。知情是魔，即是出面地步。”（董说《西游补答问》）演义中孙悟空所历诸多幻梦，皆系其心动中魔入幻所致。

  《后西纪行》也把“心即是佛”的命题和阳明心学的“求其镇定”联结起来，依靠修心真金不怕火性来破心中之魔，宣称“前西游后后西游，要见心修性也修”。演义回目中有多量“心”字，诸如“心明颓落法，棒喝野狐禅”“唐长老心散中魔，小行者分身伏怪”等。文本中也处处强调心的作用，如第十三回唐半偈对小行者说：“我想寰宇那有妖魔，不外邪心妄念，自生妖魔耳。”第二十六回小行者以为“妖精虽多，却一妖一心，心多必乱”，又有诗云“万心何似一心坚”。其他如第十八、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回中也有雷同描述。可见，作家自愿将修心的不雅点结合到演义情节的构思与写稿中，以彰显“以心降魔”的主旨。

  《三教开迷反正演义》则围绕着“兴盛迷”作念著述，书中所写宗孔（儒）、宝光（释）、灵明（谈）所代表的三教开化的群“迷”，如叹贫迷、仕进迷、好名迷、孤高迷、风月迷、忌妒迷、求利迷……名虽为妖，实由心生。“三教开迷”意在“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这与《西纪行》中的湮灭“六贼”、放弃“二心”的寓意一口同声。

  《扫魅敦伦东度记》，其所谓“扫魅”，即扫除那些犯罪多端的妖魔（邪欲）；其所谓“敦伦”，即阐扬儒家伦常。演义以陶情、王阳、艾多、分神魔这四个邪魔，永诀隐喻酒、色、财、气，还假造出一群由看破红尘变幻的邪魔，然后由圣僧达摩逐一“扫魅还伦”。

  《斩鬼传》也以心术之邪正行动东谈主鬼之界分，作家指出：“大凡东谈主鬼之分，只在方寸间。方寸正的，鬼可为神；方寸不正的，东谈主即为鬼。”（第一趟）书中所写诌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大意汉、风致鬼等四十多个形形色色的鬼类，就是东谈主世间各式心术不正之丑类的形象写真。《平鬼传》也相似把不对儒家伦常的邪心恶欲拟之为鬼，托钟馗以斩之。《精神降鬼传》更标举以“精神”（心灵）降鬼，“精神”不仅先后降伏痨病鬼、赌博鬼、烟土鬼、势利鬼、混障鬼等东谈主间十二鬼物，还为诸鬼伐毛洗髓，如摘去痨病鬼色胆、割去赌博鬼钱癖、换掉势利鬼双眼等，如斯下界升平，碧落结拜。

  总之，这些神魔演义的作家均受阳明心学“灭心中贼”“致良知”的影响，以为一切魔劫皆由心生，亦由心灭，独一修心真金不怕火性，才智灭心魔、反正谈、成正果；而在写法上，则非凡将“修心摄魔”的理念具象化为演义中的神魔之争。

  要是说神魔演义在不同进程上宣扬了修心真金不怕火性、明心见性的心学，那么明中后期兴起的世情演义与拟话本演义则着眼于“穿衣吃饭”“苍生日用”，它们“极摹情面世态之歧，备写人情世故之致”（笑花主东谈主《今古奇不雅序》），与阳明心学左派掀翻的笃定“妙品”“好色”、张扬情面东谈主欲的东谈主文思潮桴饱读相应。如《金瓶梅》重在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对主要东谈主物的妙品好色津津乐谈，不外作家又以为东谈主欲的泛滥是丧身、败家、一火国的根蒂原因，独一跳出酒色之徒的圈子，追想“普净”“明悟”之境，方可赢得腾达。在此真义上，《金瓶梅》的劝惩之旨，分明又与阳明心学倡导的修心真金不怕火性若合符契。